这种研究取向带来两个正面的效果:一是作为研究对象的人不再是单一的、抽象意义上的男性或女性,而是处在包括性别关系在内的复杂社会关系结构中的行动者。这样就避免了女性研究中的一个大忌,即以性别关系替代一切关系、以性别变量掩盖一切社会变量的“唯性别主义”倾向。（注5）二是作为研究对象的人不再是束缚于性别关系和社会结构网中的被动客体,而是随着社会变迁不断做出调整的性别关系中的主体。这个主体虽然从根本上受制于性别关系的潜规则,但同时也在动态的实践过程中不断冲破规则和契约、制造弹性和机会。这种对性别关系动态变迁过程本身的重视显然比女性研究中过分专注于与男性之间的横向静态比较的传统更加可取。（注6）

     以《父权》一书中最具创意的关于性别分工制度的考察为例,作者通过对苏南农村工业化、非农化过程中的性别分工规则及其调整的研究发现,性别分工既具有强制性(打上性别文化标签的所谓“男人生活”和“女人生活”) ,又具有弹性(受经济和其他社会因素影响而在不同时空条件下呈现出的具体分工变化) 。也就是说,这种分工虽然有边界,这种边界却是模糊的、可变的,它所遵循的是一套男性利益优先的潜规则。“每当出现资源增量需要重新配置、两性利益格局需要重新调整的时候,就有一种秩序——一种潜在的规则操纵着——仿佛有一个看不见的模本,可以不断地重新复制着两性之间的利益结构……两性间这种相互依存和相互对抗的关系,像一幅相互镶嵌的拼图,在每一次被打散后重新拼接时,不仅两性活动的疆域、相互间的力量对比在发生着变化,他(她) 们之间的互动也对规则本身产生着冲击和挑战”(第2 - 3页) 。因此,一方面,虽然女性可以“越位”干一些“男人活儿”,但终究“窗户再大大不过门”,尤其在社会变迁时期,两性分工表现出的弹性,最终会以一种等级制的形式再次明晰化,在这种作者称之为“性别分工成极化”的过程中,男性始终保持着优先权和主动权;另一方面,在性别分工的变动和两性利益的重新调整过程中,潜规则也在一寸寸渐次失去它曾经雄霸的领地(即作者所谓“父权制的式微”) ,虽然在一些领域也许要扎根得更深(例如职业的性别隔离和等级差别更加严重) 。这种关于性别分工的制度性潜规则与弹性实践的描述,揭示了江南农村现代化过程中结构与行动互动中的性别关系变迁图。我们看到,传统的性别问题在这张变迁图中转变成了一个利益博弈问题,而性别只不过是这种利益较量和协调过程中的一个筹码。（注7）

     然而如果我们仔细考察这张图,就会发现男人和女人虽然是这个变迁舞台上最活跃的舞者,但作者的着眼点仍在于作为现代化、市场化后果的性别关系的变革上,而没有关注这种性别关系的变革本身给社会变迁造成的影响,作为行动者的“性别人”似乎还是无法逃脱被支配的客体的命运。《父权》一书精心构置了“劳动生活”、“日常生活”、“公共生活”三个层面,试图描绘出关于江南农村现代化进程的一个整体性的立体框架。但是由于始终围绕着不同时期男女两性生活形态和性别关系的变迁这一主题,我们看到的更像是本书副标题所示的“现代化进程中的性别研究”,而不是作者写作之初所期望给出的性别视角的全新的现代化或社会结构变迁图。其中的区别在于,前者只看到了性别作为社会运行和权力关系机制的基本社会变量的功用,而后者看到了性别作为一种理解和研究社会的知识变量和方法论规则的功用。这意味着在性别研究中,如同在其他社会研究领域一样,方法论问题已经成为绕不过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