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The Great Divergence：Europe，China，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 .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历史与东亚语言文学教授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的代表作。获2000年美国历史学会东亚研究最高奖——费正清奖和世界历史学会年度奖。彭慕兰的核心观点是：18世纪以前，东西方处在基本同样的发展水平上，西方并没有任何明显的和独有的内生优势；18世纪末19世纪初，历史来到了一个岔路口，东西方之间开始逐渐背离，分道扬镳，此后距离越来越大。造成这种背离（即西方走向了现代化而中国却没有）的主要原因，一是美洲新大陆的开发，二是英国煤矿优越的地理位置。彭慕兰把这个东西方分道扬镳的过程称之为“大分流”。

     自2000年《大分流》出版以来，引起了很大的国际反响，围绕它展开的激烈争论不仅在美国的中国学界掀起轩然大波，而且对中国的史学界的震动不小。该书被公认为是“对西欧中心论的新颠覆”。“中国经济史论坛”曾专门邀请国内史学界的专家讨论如何评价彭慕兰及其加州学派。学界虽说好评如潮，针锋相对者却也不乏其人。弗兰克在《亚洲研究杂志》（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上评论说，它对于重新了解东西方之间发生巨大分歧的原因和机制有着最重要的贡献。《美国历史评论》认为，这本书“每一页都新见迭出”。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历史学教授黄宗智，他在美国《亚洲研究杂志》2002年5月号（61卷第2期）发表长篇书评《发展还是内卷？十八世纪英国与中国》回应彭著观点并阐述自己观点，彭亦予长篇回应。同期发表的还有罗伯特·布伦纳（Robert Brenner）与艾仁民从中国与西欧比较角度对彭书的评论，以及李中清（James Lee）、王丰、康文林等人对他们人口史某些观点的解释。（发表的文章与下述讨论会上的发言基本相同）2002年6月3号，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社会理论与比较史研究中心就此组织了一次争论双方参与的讨论会，与会者达百余人。参加者包括黄宗智、罗伯特·布伦纳、武雅士（Arth Wolf）、艾仁民、彭慕兰、李中清、王丰、康文林及杰克·戈德斯通（Jack Goldstone）。讨论会激起剧烈论战。黄宗智的发言有《发展还是内卷？18世纪英国与中国: 评彭慕兰〈大分岔：中国、欧洲与近代世界经济的形成〉》（中译文发表于《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或《清史译丛》第一辑）；彭慕兰有《超越东西二元论：重新定位十八世纪的世界发展途径》（中译文发表于《史林》2003年第2期）；黄宗智又有《回到实质性问题：对彭慕兰就我的评论所作的回应的反驳》；罗伯特·布伦纳与艾仁民有《英格兰与中国长江三角洲的分岔：财产关系、微观经济学与发展型式》；彭慕兰又有《对罗伯特·布伦纳、艾仁民的批评的回应》；杰克·戈德斯通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对黄宗智、彭慕兰、罗伯特·布伦纳、艾仁民争论的评论》；黄宗智还有《十八世纪长江三角洲有农业革命而英格兰没有？》；武雅士有《晚期中华帝国存在生育控制的证据吗？》；李中清、康文林、王丰有《现实性抑制还是中国式抑制？》。据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的张家炎先生现场观察，此次论争双方并未形成多少共识，反而是更加强化了各自的观点，也就是各自观点的分歧更鲜明、对立。[i]

一、学术界关于《大分流》的整体研究状况

     虽然有《白银资本》在前，《大分流》的出现还是引起了学术界的热烈讨论。这一前一后解构“欧洲中心论”的著作，在欧美有广泛的影响，在中国则刮起了学术飓风。[ii]或许，正如周武所言：“围绕《大分岔》展开的争论实际上已成为世纪之初美国的中国学界和欧洲史学界的重大学术事件”[iii]。尤其是在彭慕兰和黄宗智[iv]之间关于“大分流”与“内卷化”的论战使得有关《大分流》的讨论进入白炽化的程度。[v]在中国大陆发表的相关评论文章[vi]主要有：史建云《彭慕兰著〈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历史研究》2002年第2期），《重新审视中西比较史——〈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述评》（《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3期；或《清史译丛》（第一辑）），《彭慕兰〈大分流〉一书在中外学术界的反响——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信息沙龙上的演讲 》（《近代中国研究》网2004年6月17日）；《〈大分流〉带来的启示》（《近代中国研究》2004年7月2日）；黄宗智《发展还是内卷？十八世纪英国与中国——评彭慕兰〈大分岔：欧洲，另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vii]（《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或《清史译丛》（第一辑））；彭慕兰《对于围绕〈大分流〉之争论的补正》（《中国学术》2003年第2期），《工业化前夕的政治经济与生态：欧洲、中国及全球性关联》（《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四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吴承明《〈大分流〉对比较研究方法的贡献》（《中国学术》2003年第1期；或《清史译丛》（第一辑））；张芝联《彭慕兰、王国斌对中、欧发展道路的看法》（《清史译丛》（第一辑））；王家范《〈大分岔〉与中国历史重估》（《文汇报?学林》2003年2月9日；或《清史译丛》（第一辑）），《“西学东渐”还是“西学东变”——彭慕兰的〈大分流〉打破“欧洲中心主义”了吗？》（《文汇报·学林》2004年5月16日），《明清史再认识——王家范教授在“中国历史文化高层论坛”上的演讲》（《解放日报》2004年8月8日）；崔之元《生态缓解，奴隶制与英国工业革命——评〈大分岔：中国，欧洲与现代世界经济的形成〉》（《清史译丛》（第一辑））；张家炎《如何理解18世纪江南农村：理论与实践——黄宗智内卷论与彭慕兰分岔论之争述评》（《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2期）；葛以嘉《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中国学术》2001年第1期）；子余《〈大分流〉与“分水岭”》（《中国图书评论》2004年第7期）；仲伟民《“大分流”与“内卷化”：欧美学界对前近代中国评价的分歧》（《中国经济史论坛》网2003年9月30日）；周武《中国和欧洲何时拉开差距——关于〈大分岔〉的争论及其背景》（《文汇报?学林》2003年1月26日；或《清史译丛》（第一辑））；马开伦《对〈大分流〉的思考：关于世界的可靠知识》（《中国学术》2002年第4期）；莱斯利?豪纳[viii]《关于〈大分流〉的争论》（《中国学术》2003年第1期）；陈意新《节育减缓了江南历史人口的增长？》（《中国学术》2003年第3期）；陈昆亭《文化制度与经济增长——“大分流”模型化解析》（2004山东省数量经济学研讨会论文）；黄祥春《彭慕兰新作引起中国学界关注》（《中国经济史论坛》2003年2月14日）；郭慧英《评〈大分岔〉》（《中国经济史论坛》2004年1月28日）；龙登高《中西经济史比较的新探索——兼谈加州学派在研究范式上的创新》（《中国经济史论坛》2004年2月18日）；陈君静《全球范式与欧洲中心范式——评彭慕兰〈大分流〉及西方中国经济史研究新趋向》（“多元视野中的中国历史”国际会议（中国史学第二届国际会议））；《彭慕兰〈大分流〉在世界范围引起关注》（《环球时报》2004年1月12日）。与《白银资本》一样，关于《大分流》的研究和评价也是见仁见智。本文从缺陷和贡献两方面来介绍学术界对《大分流》的主要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