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70年代在20世纪现代中国的历史中占有重要位置。它是“革命”取得胜利，并在社会组织形式、政权机构、经济形态和文化制度等方面进行一系列社会主义试验的时期。这段历史对于困扰20世纪中国的两大重要问题：独立民族国家的建立和“现代化”发展方案的寻求，都提供了值得重视的历史经验。但由于实践过程中存在的复杂问题，以及“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灾难性社会后果，80年代以来对这段历史的清理出现某种情绪性的“非历史”倾向，文学史对这一阶段文学的处理也过于简单化。一种颇为典型的思路是以“二元对立”方式，将这段历史处理为与“前现代”、“封建”有更多联系的时期，而把“文革后”的社会看成是“现代化”的开始，把“新时期文学”看做文学的“复兴”。这种做法，有可能造成当代历史和当代文学的“失忆症”。值得注意的还有，50-70年代提出的问题，如知识分子问题，文化领导权问题，文学和文化体制的问题，文化分层和文化冲突问题等，并没有因为某种截然的历史阶段划分而消失，而是在新的历史情境下延续和呈现。因而，重新审视50-70年代历史，实际上是对90年代以来的社会文化处境作出现实回应的一环，即如何更为“客观”地评价这段历史?对90年代全球资本化过程的考察，这段历史能否成为参照系?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文化研究书系》［已出三卷《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李杨著)、《转折的时代》(贺桂梅著)、《传媒与文化领导权》(孟繁华著)］试图以分析的态度来对待这段历史，希望在新的历史视野中，集中讨论50-70年代的文学形态，并借助“文化研究”提供的观念和理论方法，来澄清这一时期文学和文化的一些重问题。它的目的，并不是简单地“还原历史”，而是提供另外一种描述历史的声音，在某种程度上“恢复”对当代文学的复杂历史记忆。

　　丛书的写作者在不同程度上借助了“文化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文化研究”不再简单地把社会结构处理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大部分，而将社会生活方式看做表达意义和价值的整体。这事实上是要求在“跨学科”视野下对“文化”的重新整合。这将把原来学科视野中难以容纳的文化现象纳入研究范围，使更多的文化材料被当成阅读分析的“文本”对象，如报刊杂志等文化媒体、通俗文化、文化生产-接受-消费机制等。对于当代文学研究来说，引入“文化研究”也是在学科内部寻求新的可能性，即不再把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看做封闭的文本，而将其放到更大的社会结构性关系和文化生产关系中，呈现出单纯地强调“审美”的传统文学研究所遮蔽或难以呈现的现象和问题，由于50-70年代对文学生产和接受的严格控制，这一时期的文学呈现出高度“一体化”状态。“文化研究”的文化视野与这段历史有着某种“天然”的契合，而以文本细读的方法来呈现不同材料的差异性内容，并在更开
阔的视野中展现材料之间的复杂关联，则使“文化研究”与传统的文学研究之间找到了对应点。——这是丛书选择“文化研究”作为理论基点和方法论的主要依据。

　　丛书注重对历史材料的整理和挖掘，使分析建立在充足的材料辨析基础上。在强调研究的学术性和史料性的同时，文字明白顺畅，叙述具体生动，具有较高的可读性。
　　(《中国当代文学文化研究书系》已出三卷：《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李杨著，18.10元；《传媒与文化领导权》，孟繁华著，14.50元；《转折的时代》，贺桂梅著，18.70元，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