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从事民俗学工作，是由民间口头文学入手的。记得那是在本世纪最初十年的后期（1918），北京大学公开征集和发表歌谣之后。那些时期，像雨后春笋涌现出来的地方报纸以及部分期刊，竞相仿效，在版面上刊载着一些民谣、儿歌。受了这种学界风气的感染，我开始了对故乡民谣的采集，稍后又涉及谚语、故事，并且对这种野生的文学现象进行初步的理论探索。

　　20年代后期（1927－1928），我在中山大学文学院工作，同时参加该校民俗学会的建立和《民间文艺》、《民俗》等刊物的编辑，更加致力搜集和探索民间文学。虽然学会和刊物（《民俗》）的性质三比较广泛的，但我自己学问的注重点，仍然比较限于歌谣、故事等民间文学范围。

　　1928年秋，我转到杭州教书。本职之外，并努力于民俗学刊物的编辑和专业机构的倡立（中国民俗学会），我的搜集、探索的对象也有所开拓。这时在探索方面，我虽然写作了几篇比较有重量的神话、传说及民间故事的论文（例如《中国的水灾传说》、《天鹅处女型故事》等）；但是，同时我也撰写了一些多少有点用气力的文章（如《中国古代民众的医学知识》、《金华斗牛的风俗》）。尽管如此，我所留意的民俗学对象仍然三比较局限的。

　　1936年夏天，我从东京回到杭州。这时期，我对民俗学的主义范围，显然更加开展了。我着眼到民众传承的生活、行动和思想的各个方面。开始创用“民间文化”这个新术语。在具体工作上，我为《民众教育》月刊编辑了《民间艺术》、《民间风俗文化》等专号及《民间文化小丛书》，筹办了“民间图画展览会”。②对于民间文化活动，我留意到民间艺术、民间工艺、民间医学、民间社会组织等，并且重视这些民间文化的社会功能。但是，从现在的眼光来看，它在对民间文化范围的探测上，还明显存在着死角。这恐怕跟我们早期接受的英国人类学派的民俗学观点多少有关系吧。

　　平心说来，民间建筑，特别是其中的民居，它是民族乃至全人类的文化的一个基础部分。这种事实和道理，我在长期从事学术学习和工作过程中，并不是一点都不知道。从二十年代后期起，我就不断搜读着考古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原始文化史一类的著作。直到现在，我手边还存放着法国学者摩尔根的《历史以前的人类》，以及我的老师西村真次博士的《技术进化史》（他所提倡的“综合工艺学”著述的一种）等著作。关于史前人类及现代原始民族的水上住屋、树上住屋以及洞穴（那些书籍的记述，大多都是附有图象的）。即使如此，但是应该说，它只是我杂乱的知识库里一点不占位置的东西。它始终没有成为我专业对象的重要部分。

　　这种情况，直到80年代，才有较大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