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经》一书是中国传世文献中第一部系统而集中地记录了丰富多彩的上古神话的文化经典。而这部专说“怪力乱神”的著作本身，也因古代传说的恍惚幻影而体现出谲诡奇丽的文化特质。其中文化的深意，博学大家也以为难以捉摸。以致司马迁在《史记·大宛列传》中说：“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山海经》又以山川珍异纪实，被看作地理书。《后汉书·循吏列传·王景》说，王景治水，“功业有成”，汉明帝“乃赐景《山海经》《河渠书》《禹贡图》及钱帛衣物”。《山海经》和《河渠书》《禹贡图》并列，被看作性质相近的典籍。王成组《中国地理学史》中将《山海经》与《禹贡》并说，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地学卷》也讨论了《山海经》在地理学史上的意义。谭其骧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学》写的词条“《山海经》”总结了这部书特别是其中《山经》的地理学价值。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陆续有《山海经》研究的论著推出。如丁振宗《破解〈山海经〉———古中国的Ｘ档案》（中州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７月），马昌仪《古本山海经图说》（山东画报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９月）、《全像山海经图比较》（学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８月），王红旗《经典图读山海经》（上海辞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８月），郭郛《山海经注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５月），张步天《山海经解》（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２００４年７月）、《山海经概论》（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２００４年１０月）等。而列为“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系列之八的叶舒宪、萧兵和韩国学者郑在书著《山海经的文化寻踪———“想象地理学”的东西文化碰触》（湖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４月版），更是从多学科综合研究的视角认真考察这部“奇书”的成功之作。

　　《山海经的文化寻踪》涉及文学、史学、哲学、医学、地理学、民俗学、语言学、文字学和艺术学等不同学科。按照作者的表述方式，其中有关对《山海经》“想象地理学”或“神话政治地理学”、“传说地理学”的性质的论说，可以给我们新奇的知识，也可以给我们积极的启示。

　　对于《山海经》作者的地理视野，旧时学者多认为是中国本土的山川地理志，现代有关论著又曾经提出巴蜀说、楚地说、云南说、东北说等解释此书的地理立场。然而自研究者建立了世界意识之后，又多有突破中原文化体系的论点提出。梁启超曾经说，“语最古之译本书，吾欲以《山海经》当之，此经殆我族在中亚细亚时相传之神话至战国秦汉间始写以华言，故不独名物多此土所无，即语法亦时或诡异。”（《翻译文学与经典》）苏雪林则以为“此书为阿拉伯半岛之地理书，古巴伦人所作，而以战国时波斯学者，携来中国者”（《昆仑之谜》）。也有人认为《山海经》所记载的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地理（如孙文青说，卫挺生说，凌纯声说）。更有人将《山海经》理解为中国古人有关世界地理形势与民族分布之知识的记录，甚至论定“夏文化，是当时世界第一流的文化，曾经直接覆盖亚、欧大陆和非洲大陆北部的广大空间；其内涵的丰富和影响的深远，也是无与伦比的。”“古代的中央帝国，曾是全世界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的中心；中国不仅有四大发明，还有四十大发明，四百大发明，并是所有宗教、理念的源头。”据说“这一切都是从《山海经》中发现的”（宫玉海：《〈山海经〉与世界文化之谜》，吉林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１月版，第１５２页至第１５４页，第２页）。梁启超提出《山海经》为“最古之译本书”的意见时，尚且表示：“然此不过吾个人理想，未得确实佐证，不能断言”。可是后来以《山海经》为“泛中华主义”文化依据的人们，则以为有了思维的解放与精神的自由，就似乎不需要“确实佐证”了。《山海经的文化寻踪》的作者不赞同这种基于本土中心情结而背离科学性的思路，主张以“做学问的求真”为认识基点（第２１页），所进行的探索，从地理观的角度而言，对《山海经》研究有值得肯定的显著的推进。

　　这部书“理论部分”的第三章，题“《山海经》神话政治地理观”。作者认为，《山海经》一书的构成，带有明确的政治动机。其出现的背景，是上古文化走向大一统的政治权力集中的现实需要。《山海经》的性质和功能，“是为走向一统的文化权力话语提供神权政治的空间证明，通过对各地山神祭祀权的局部认识和把握，达到对普天之下的远近山河实施一种法术性的全盘控制。”（第５２页）“与其说它记录着可以考实的地理知识，不如说反映的是作为权力的一种形式的知识生产模式。”（第５５页）曾子说，“圣人为天地主，为山川主。”（《大戴礼记》卷五《曾子天圆》）叙述和总结地理和物产方面的知识，应当是为圣王治理天下服务的。《山海经》在记述山川形势和动植物分布之后总要归结到祭祀的仪节方面，可知“政治地理学的前身必然是某种宗教政治的地理观念”，作者于是认为，“《山海经》可以作为此种宗教政治地理观的活标本来看待，也只有从这种多层面综合的维度去考察，这部远古奇书的奥秘才有可能得到充分的揭示。”（第５７页）这样的分析，使我们对于《山海经》的认识推进到新的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