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日本书，读中国史

    “日本中国学文萃”丛书偏重文学、民俗，而日本学者的史学成就则大致忽略
   
    近十年来，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引进，俨然成为不少出版社的热门选题之一。其最著称者如江苏人民出版社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广采欧、美、日学者研究中国的著作，1996年以来已经陆续出版了数十种，内容也从最初的触及中国现代化问题延伸到妇女史、宗教史等各种几乎所有中国学领域。

    在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向来是三大重镇:法德为代表的欧洲汉学侧重西北史地、语言及中外交通史；美国汉学侧重近现代史；而只有日本学者是“研究所有问题”。日本中国学向称大观，在某些领域，掌握日语甚至是研究本国历史的中国学者必要的一个技能；原因之一是这些著作译成中文的仅是少数。所幸近年来此类译介逐渐多了起来，中华书局的“日本中国学文萃”九本著作即是最近的一种。

    这套书选编的著作，都是从来没有翻译成中文出版过的，这对于对此感兴趣的国内读书人来说，尤为便利。日本作为中国的近邻，曾深受中国文化影响，在近代前的一千多年里，研究中国的文史典籍不但是日本的一门学术，也几乎是惟一的学术；离开中国文化，便没有完整的日本学术史可言。因此，在读这些书时，有时不免也颇感亲近，另一种很深的感受则是:日本人可算中国文化中“内部的外人”。两国虽文化近似，但日本仍能保持一种距离以观察中国。这种将中国客体化、对象化的方法论，也是近代日本中国学区别于其传统汉学的本质特征。

    对我们中国人来说，这也许正是最重要的地方:即观察距离的角度的意义所在。不过正是由于日本研究中国的学者辈出，内容广泛，著作极为丰富，因此对译介来说主要的苦恼之一就是如何筛选。对本套丛书来说，这一问题也无可避免，主编在总序中给自己的选择标准定下了基调:排斥“学术价值很高而读者面很窄”的著作，先引进“一批比较好接近的客人”，即“为一般读者写作”的短文集。

    这样的折衷论调，坦率地说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其本意看来是为了迎合中产阶级的胃口，力图深入浅出，考虑到在销售压力的情况下推出一些平易近人的枕边读物。但在我看来，这种屈就非但不能同时使两个层次的读者满意，甚至不幸可能同时得罪他们:对“一般读者”来说，这套丛书还是太深了，没有心思和必要去阅读；而对另一些以学术标准来要求这一丛书的读者来说，这套书的不少文章又太浅显了。主编自己显然也并不敢对此过于乐观:九本书的第一次印刷都只有4000册，这个数目比一些学术书1500－2000册的数量当然多些，但其谨慎也是显然的。

    如果与同为中华书局编译的另一套“世界汉学论丛”相比较，那就更为明显了:该论丛已出的29种书中有11种是日本学者的著作，但在内容深度和学术性上却高于“日本中国学文萃”——虽然印刷量也更少。最显著的是佐竹靖彦教授有两本书分别入选这两套丛书，而其学术性的深浅也是高下立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