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教育史》（美）格莱夫斯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版定价：28.00元

　　书评人 珏氏

　　欧洲中世纪恐怕是历史上争议最多的时代之一，且不说关于其起始时间定义上的混乱，在向这个词语深处挖掘的过程中，我们探询的触角就遇到了多重的困惑。究竟是心智上的蛮荒还是萌芽，文化上的断裂还是创造，纷繁杂乱的评价以及根深蒂固的偏见几乎被同时贴在它身上。这是历史经验中的“沉默”进入“言说”领域之后所遭遇的必然结果。
 
　　的确，从公元6世纪到11世纪初，除了基督教文化的一统天下之外，这段时期呈现给我们的惟一丰富的文化遗产，恐怕只有方言史诗里充满粗犷气息的民族性格。由于文字史料的相对缺乏，我们无从了解大多数人的命运和心智生活，而文艺复兴对它的偏激态度被后世继承下来，冠之以文明/野蛮的二元对立，用其来衬托自身的“进步”。

　　作为文明的承载基因，教育事业的发展与否成了历史学家评定文化进度的最佳参考。很多盛赞中世纪的历史学家都为12世纪下半叶至13世纪上半叶欧洲大陆出现的“文艺复兴”惊叹不已。世俗政权的初步巩固、教会的全面普及和都市商贸的繁荣，刺激了大学等一系列教育机构的繁荣。在最初的大学（严格地说是大学城）里，它所吸纳的人群良莠不齐、鱼龙混杂，其中充斥着各种“乞丐、酒徒、浪子、纨绔子、饕餮之徒、登徒子以及莽汉”，这与我们通常认为的大学是宗教的禁脔之地不同，身份的多样化和人格的自由化在这里充分地彰显出来，学生之间聚众闹事、打架斗殴是家常便饭，而教师则忙于在知名学府间来回奔波，在讲台上慷慨陈辞。我们可以在想象中体验12世纪巴黎大学城所具有的年轻活力，陈腐学问与新锐思想并行不悖，漂流生活和谈情说爱备受青睐。此时的大学尚未定型为“为追求知识和学问而聚集起来的专有团体”，只是一个知识行会。

　　从这些喧嚣声中我们嗅出了中世纪诸多鲜为人知的民间元素：漂泊学生身上不为一般礼法所允许的种种放纵之乐，游荡生涯中的感官享受以及对教会条例极尽讽刺之能事。这些放荡行为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个人主义者那里得到了更为夸张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