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干春松《制度儒学》（黄玉顺）

    近代以来的中国，一直存在着一种强烈的制度忧患意识；而这种制度忧患意识又自然而然地与儒学的现代命运问题纠结在一起，从而也与儒学和制度之间的关系问题纠结在一起。中国现代思想领域的这种现象，其实早已在事实上构成了制度儒学的论域，然而却一直没有在学术上得到一种鲜明的专题化表达；直到干春松教授明确地提出了“制度儒学”这个标志性的概括，这个论域才在当代学术的问题意识域中得到应有的凸显。因此，在当今的儒学研究、以及当前的儒学复兴运动中，干春松教授以其对“制度儒学”的思考与研究而著称。最近，干春松教授的新著《制度儒学》（2006）出版了。这是他继《制度化儒家及其解体》[①]（2003）之后的又一部著作，是他最近几年在这个问题上的思考与研究的最新成果。本文意在通过对干春松教授“制度儒学”研究成果进行评论，谈谈儒学与制度之关系的生活渊源问题。

    在前言中，干春松教授对“制度儒学”的论域作出了这样一种明确的表述：“‘制度儒学’是一个总结性的概念，主要关注的是儒家思想和中国制度之间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在近现代的变化。”[②] 由此，“制度儒学”这个概念实际上有两种所指：一种是历史性的所指，“我们既要弄清儒家是如何开始‘儒家的制度化’和‘制度的儒家化’的双向互动的，也要弄清制度化儒家解体的必然性和无奈”；另一种则是当下性的所指，他说，在当前中国的儒学复兴运动中，那种“明确以儒家为合法性依据的政治和文化设计开始浮出水面，我将称之为‘制度儒学’”。[③]

但在我看来，这样的思想视域总体上仍然是历时性的，也就是说，是讲的儒学在“前现代”社会与“现代性”社会之间的生存境遇的历史变动。这样的研究固然已经很多了，但干春松教授的特色在于鲜明地将儒学境遇与制度问题勾连在一起。然而无论如何，这样的历时视域只能给出一种表面历史现象的描述。历史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经验主义的哲学进路，它至多能够为我们提供一种“经验科学”的叙述，而不能真正透彻地理解历史，从而也不能真正有效地切入当下。按照这样的思想视域，儒学的现代意义、儒学与现代制度产生勾连的可能性，似乎可以由某些历史现象来加以“证实”。殊不知，反对者同样可以找出若干历史现象的“证明”，例如干春松教授书中所研究的康有为“孔教会”的失败、现代新儒学形而上学哲学的“不切己”等等。

而真正可能深入揭示出这种历史现象的本质机制的，乃是干春松教授提出的这样一个维度的分析框架：“儒家的制度化”与“制度的儒家化”及其“双向互动”。干春松教授对“制度儒学”问题的这样一种简洁鲜明而又充满力度的勾勒，确实令我惊叹。在我看来，这应该是一种共时性的分析，亦即意在揭示出某种非史学性的、亦即超越了史学视域的“深层机制”，这种“深层机制”决定了“儒家的制度化”、“制度的儒家化”、乃至于“制度化儒家解体的必然性”等现象的某种“所以然”。在我看来，干春松教授“制度儒学”探索的真正意义乃在于此：历史是被解释的历史，因而解释是先在于历史的事情。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切入当代，包括切入当代思想的“儒学的制度化、制度的儒学化究竟何以可能”这样的发问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