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生活儒学导论》写于2004年7月至9月，是我第一篇较全面地正式阐述自己的“生活儒学”思想的文章，具有某种“宣言”的性质。实际上，它是计划中的《生活儒学》专著的总导言。

3．《面向生活本身的儒学 ——“生活儒学”问答》写于2005年1月，是应干春松教授之要求而作的。其缘由是：干春松教授主持着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学院的“青年儒学论坛”，论坛的参与者是北京地区的一部分相当活跃的、在立场上至少是同情儒家的中青年学者。2004年12月11日，论坛专门举行了一次对我的“生活儒学”的讨论。会后，大家议定出版一本“青年儒学论坛”历次研讨的集子，其形式是：每一次的主讲人均就自己所讲的题目，各自写成一篇问答，收进这个集子。“面向生活本身的儒学”这个题目是干春松教授给我指定的，但我觉得很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生活儒学”的宗旨：不是面向古人、古书，发思古之幽情，而是面向我们当下的生活。所以，这个自选集也以之作为标题。在这篇问答中，我力图通过一种简洁的形式，整个地端出我的生活儒学的整体构想。

4．《从“西方哲学”到“生活儒学”》是我于2004年12月8日在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的一次讲演的记录稿。讲演是应廖名春教授之邀进行的，属于他和李学勤先生共同主持的“名师系列讲座”。在讲演中，我从对西方哲学的批判入手，引向中国哲学、尤其是儒家哲学的阐释；而这种阐释所依据的，自然是我自己的“生活儒学”的观念。这种观念在这次讲演中获得了某种比在《生活儒学导论》中更深入、也更生动的阐发。

5．《绝地天通——从生活感悟到形上建构》写于2004年9月—2005年1月（在半年中多次放下、改写），是在生活儒学的视域中去审视中国的原创时期的观念构造过程。我认为，这个过程对于我们如何重建儒家形而上学是具有启发意义的。

6．《论生活儒学与海德格尔思想》写于2005年2月，是针对中国人民大学张志伟教授对我的批评的一个回应。在2004年12月北京“青年儒学论坛”上，张志伟教授曾就我的《生活儒学导论》提出了一篇郑重的书面批评，这令我很感动。正如他自己所说，他的批评仅仅针对我对海德格尔思想的理解、而不正面针对“生活儒学”；然而这也给我提供了一个机会，使我便于专文就生活儒学的观念与海德格尔的思想之间的关系作出澄清。

第二部分：有助于理解“生活儒学”思想之形成的文章

这个部分所收录的文章，发表的时间是最早的。之所以收录这些文章，乃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从这些文章里，或多或少可以看出我的“生活儒学”思想是如何逐步形成的。

1．《“自由”的歧路——“五四”自由主义的两大脱离》写于上个世纪末，其真意在于探索中国未来政治的走向。文章提出，“五四”以来的中国自由主义之所以不成功，主要是由于两大脱离：一是脱离现实，二是脱离传统。此文与生活儒学的关系在于：对“（脱离）现实”的思考预示着后来对“生活”向度的关注，对“（脱离）传统”的思考预示着后来对“儒学”向度的关注；这两个向度的结合（生活—儒学），便自然而然地催生了“生活儒学”。

2．《语言的牢笼——西方哲学根本传统的一种阐明》本是我的博士论文中的一个小节，写于上个世纪的1999年秋，后来经过很大的修改，单独发表。在生活儒学的思想形成的过程中，如果说上篇文章体现了我与中国思想的关联，那么这篇文章就体现了我与西方思想的关联。因此，假如生活儒学被理解为所谓“中西比较哲学”的一个结果，那么这两篇文章就有着充分的标志性。文中，我从古希腊哲学一直谈到近现代哲学，但没有充分深入到海德格尔思想里，因为那时我对这样一个问题还没有把握：海德格尔究竟是否真的超越了西方思想的形而上学传统？这个问题，在后来关于生活儒学的文章里得到了某种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