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典故

　　子贡心细，冉有不当面向孔子提的事，他也不直接问，而是转个弯，问了个关于伯夷、叔齐的问题。不了解相关的人物故事，难以理解子贡提问的玄机。司马迁为诠释孔子论夷、齐的言论，撰写了《伯夷列传》：

　　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国人立其中子。于是伯夷、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盍往归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武王以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饿死于首阳山。

　　与三代其他人物一样，伯夷、叔齐的故事很大程度上也是传说。但传说一但形成，其内容就具真切的意义。传说中人物的行为言论，是普遍价值的体现，而故事的情节，就是历史的教本。所以《论语》中孔子一再举伯夷、叔齐表达其观念。除回答子贡的提问外，提及夷、齐二贤的言论至少还有下列三则：

　　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公冶长》）

　　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其斯之谓与？（《季氏》）

　　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微子》）

　　从孔子的评价看，二贤的道德品质，罗列出来有不念旧恶、无怨、求仁得仁、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等等。司马迁的传记所体现的精神也与此一致。而与子贡心目中的问题直接相关者，其实只是关于让国的行为。父亲要把王位传给老三，老三则让回老大，而老大又谦让不受，结果双双为让国出逃，王位留给了老二。“让”是问题的核心所在。而且，在孔子的信念中，能让是君子或贤者的美德，尤其是让国让天下的行为。 “子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泰伯》）就是孔子推崇让的另一个例子。[2]

　　因此，从“求仁得仁，何怨哉！”推测孔子面对这场权力纠纷主让不主争的态度，是有道理的。问题是，究竟谁该让：父让，子让，还是争端的两造一起让？从子贡的判断看，似乎该让的是卫君，故称“夫子不为也”，即不帮卫君。朱熹就是这样看的，其《集注》分析说：“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况其君乎？故子贡不斥卫君，而以夷、齐为问。夫子告之如此，则其不为卫君可知矣。盖伯夷以父命为尊，叔齐以天伦为重，其逊国也，皆求所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既而各得其志焉，则视弃其国犹敝□（足+徒），何怨之有？若卫辄之据国拒父而惟恐失之，其不可同年而语明矣。”[3]朱注的原则显然是重家（天伦）而轻国（王命与卫晋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