仔细对比，兄弟（夷、齐）之让与父子（聩、辄）之争的关系结构，其实不一样，很难用前者直接类比后者。毛奇龄便对此提出异议：

　　夫子为卫君章从来亦不得解。但以父子争国与兄弟让国相比较，虽常人犹知之，何待求、赐？正以父王命与父命比较，王事与家事比较，则急难明耳。盖齐受父命，辄受王父命，辄未尝异齐也。夷遵父命，聩不遵父命，是聩实异于夷也。夷让齐亦让，是让当在聩也。聩争辄亦争，是争不先在辄也。况叔齐之让，祗重亲私；卫君之争，实为国事。盖亲不敌王，家不废国，万一夷、齐并去而二人相对，惟恐国事之或误，而稍有怨心，则必为卫君，而不谓其并无怨也。如此，则二贤之问耑锋对而解悟捷，主客隐显极为可思。然且二贤终不去卫，一为之使而一为之殉，则当时之为辄而拒聩为何如者，况卫人也？（毛奇龄：《论语稽求篇》卷九。）

　　争执的双方都同意，让是应是孔子主张的立场。分歧在于，这让的原则究竟是否适合于辄，甚至是只适合于辄？如果我们掀不到孔子的底牌，那么，朱、毛的评论，便只能看作是各自依自己的原则对事件的不同评判而已，其中体现着“家—国”原则中难以调和的内在矛盾。它意味着，我们不能凭直觉接受子贡的意见。

三、问题

　　开篇提到，子贡的问题并非冉有的问题，为何可以将孔子给子贡的答案替换为给冉有的答案。或许孔子的回答只是就事论事，压根没想到子贡有言外之意，即根本就不存在一张子贡所要猜测的底牌。但子贡可能也有他的理由。因为孔子论伯夷、叔齐不是第一次，二贤的道德形象对孔门弟子，特别是子贡这等人，哪有不了解的道理。在身为客卿，而又面对父子争国的背景下提这个问题，孔子断不会不知他另有所指。而且，子贡“怨乎？”的追问已近乎点题了。夷、齐如对自身命运有怨悔，从行为上追悔当然起于让国出走。退一步讲，即便孔子没意识到子贡提问的动机，子贡也可以通过这个答案进行推测。因为他完全可以通过这个例子引出一条原则，然后用这一原则对事件的性质作出自己的判断。他不是窥视夫子的底牌，而想掌握老师出牌的牌理，难道不行么？

　　子贡对自己的能力有这个自信：

 　　子谓子贡曰：“女与回也孰愈？”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与女弗如也。”（《公冶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