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在于，圣人为何不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带领弟子，死守善道，杀身成仁，而是采取全身自保，这种类似道家的策略呢？这是个极尖锐的问题，它牵涉到孔子对有道、无道的理解。无道系就当道者而言，细绎孔子的言论，无道包括失礼与失德两方面。失德指对民众重刑轻礼，侍强凌弱，聚富敛财的行为。而失礼则是权力运转结构的失序，经典的论述就是：

　　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季氏》）

　　这是从天子、诸侯、大夫、陪臣到庶人的权力等级结构，而所谓无道就是权力中心的不断下移。而权力中心下移到那个层次，可能正是那个层次无道的体现。而依礼，对无道的讨伐是从上到下，或以卫道（保天子）的名义在同一政治级别，如国与国之间才能进行的。如果不是，由下向上进行讨伐，无论以什么名义，本身就是僭越的表现。处于政治系统底层的士，其实是难以独立承担矫正无道的使命。

　　孔子及其弟子的社会身份是士，它处于贵族的末端。春秋后期，社会变迁急剧，士由两类人增补而成不断扩展的有影响的社会阶层。一是来自贵族中身份下降的后代，如孔子，先世为商王室，其曾祖孔防叔由宋奔鲁才失卿位，而父叔梁纥还是鲁鄹邑大夫，至其本人便沦为士。[12]另一是从庶人中地位上升的，如子贡、子路，或商贾或村夫，经孔子调教成人，也有士的资格而染指政治。不过孔子授徒，主要不是出仕，而是成君子。士是身份，而君子是道德人格。“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里仁》）“君子谋道不谋食。”（《卫灵公》理想的士必须以君子自期。但是，一旦成为士，你就是传统政治结构中的一员，你的行为就得受固有的角色规范限制。士的道德职责，就是以谋士或勇士的身份劝喻或协助君主或主人守道。如果你所服务的主人作乱，你的选择就是离开眼前的位置，而非有权对其制裁。至少，在孔子的观念中是如此。这就是为什么面对无道的现实，孔子选择离而非选择入。离还有保存理想及实力的机会，入不是同流合污，就是因直而被伤害。要改变这种观念，孔子的政治思想中就必须引入“革命”即讨伐无道，改朝换代的概念，象孟子那样高呼“诛一夫纣”。但《论语》没有这方面的资料，而孔子盛赞的伯夷、叔齐，依司马迁的描述，正好站在革命的对立面，遣责武王“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可见，孔子心目中的君子，不可能是革命者。其“死守善道”是洁身自好，而“知其不可而为之”，就是奔走宣扬在春秋末年越来越不合时宜的仁政理想。孔子的保守态度与道德立场，是贵族政治观念的一致体现。在混乱的政治面前，无道则隐，正是君子的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