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思想徽州》 |
| 添加日期:2007-7-3 16:59:00
作者:朱鸿召 新闻来源:解放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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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徽州,曾孕育出富甲天下的徽商。而当西方迈向近现代之际,中国徽商却铩羽而归,殷实的财富消耗在封闭内敛、阴暗逼仄的粉墙黛瓦之间,财富,终究未能成为撬动社会文明进步的杠杆———赵焰的《思想徽州》一书,讲述了这样一段令人思索的历史。
“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民谣咏叹的是徽州人外出经商的悲苦起点。从贩卖本地木材、茶叶等土特产到江浙地区,再将太湖流域的丝绸、棉布贩运到全国各地,最终获得国家食盐专营权,形成“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镪有至百万者”。在明代,最大的徽商已拥有百万巨资,在经济实力上超过了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最大船东。在清朝,康乾盛世时国库存银最高数额为白银七八千万两,而在扬州的徽商资本可达四五千万两。传说乾隆南巡,说瘦西湖比北海少了一塔。徽商江春连夜召集能工巧匠,硬是用盐“克隆”出了一座白塔,“富哉商乎,朕不及也”。从明代中叶到清末的三百余年,徽州商人夤缘际会,以自己的睿智和勤奋,把握住了传统农业社会向商品经济过渡的历史契机,异军突起,叱咤风云,达到当时商业之巅峰。
就在徽商崛起的同时,西方人也在疯狂地追求财富。达·伽马绕过好望角抵达印度,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麦哲伦完成环球航行,为财富寻找更广阔的世界,为国家崛起寻找更广阔的市场。荷兰商人创造出股份制有限责任公司和证券交易所,英国人颁布世界上最早的《专利法》,催生了近代科学和工业革命的爆发,法国人提出天赋人权,用启蒙思想打破中世纪神学枷锁,开启了理性的大门……他们不断地为财富提供思想理论的支点,用体制、机制、所有制变革的杠杆,灵活运用市场“看不见的手”和政府“看得见的手”,推动近现代社会历史朝着文明进步的方向发展。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徽商的遭遇。明清时期,各级政府动辄以“佐国之急”敲诈商户,在名目繁杂的捐输上,少则一次“认捐”数十万元,多则几百万元。像江春这样的富商,竟被征捐到“家屡空”的境地。魏忠贤派专人进驻歙县,“搜通邑实之户毒而刑之”,致使许多徽商倾家荡产。李自成攻陷北京,“徽人多挟重赀,掠之尤酷,死者千人”。清兵铁蹄南下,“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之后,徽商“遭兵火之余,渐遂萧条,今乃不及前之十一矣”。在官与兵的挤压逼迫下,徽州商人们纷纷将财富转移到家乡,购田置地,造房架屋,依附于土地,归隐于山林,以寻找人生的安全感。
于是,我们看到名闻遐迩的宏村,改造水系,仅汪辛一户就捐资白银一万两,全部村庄建设资金超过百万两。村里的“承志堂”建筑面积3000平方米,耗资白银60万两,仅木雕表层饰金一项工艺,就花去黄金百余两。就这样,宏村、江村、汪庄、呈坎、西递……吸纳并花费了无可计量的财富。在严格的宗法等级制及其道德伦理制约下,个人住宅规模受到限制,徽商们只有将财富堆积在石雕、砖碉、木雕上。这样的徽派建筑,处处掩藏着金钱在权力面前的自卑,商人在官僚社会中的胆怯和不自信,骨子里充满着精巧的算计和委屈的心思。 |
责任编辑:加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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