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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添加日期:2006-11-27 9:16:00
作者:佚名 新闻来源:西北人文资源基础数据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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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以后，成立了人民公社，为了记工分，当地人开始学文化。一位读过初中的彝族青年来到这里，当小学老师，开始了这一族群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学习汉文化的先河。于是，这里的部分男子学会了汉字，同时也学会了一些汉语，这是汉文化启蒙的开始。但也仅只是启蒙，因为即使是这里的男子也大都只读过小学二、三年级，认识自己的名字，会数一些简单的数字，会讲几句简单的汉语。即使这样，女人们也极少有人读书，因为不会汉话，也不会数数，女人们从不敢单独出去赶集，她们必须要和男人们一起才敢出门。而这些男人们也只敢在这周围的方圆几十里或几百里活动，并不敢走越远，因为他们知道，太远的地方不是他们的文化能够理解和能够达到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群体，在生态博物馆建立的短短的十一年里，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里最大的变化就是女孩子几乎有90%开始上学，而青壮年男性劳力者有90%出外打工，这在以前几乎是不可想象的。笔者很想接触这些读书的女孩子和这些打工的群体，因为他们是最活跃的文化载体，他们的遭遇，他们的经历，能让我们知道这一民族的文化传统的发展命运。
2006年春节，当我们再次来到寨子的时候，在去年夏天我们没有见着的打工的人群几乎都回到寨子里过年了，他们的存在使寨子多了几分热闹与生机。有关他们的故事和他们的生活也就自然地展现在了我们的眼前，在我们面前的他们，不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只在土地里找生活的农民。他们当过工人，到过大城市，回到家乡也只是短暂的停留，过完年他们又将流走。这样的生活开始在1998年以后。
也就是说，在生态博物馆建立之后，这个村子才开始对外有了较多的联系。在这以前寨子里走得最远的少数几个男性也就只到过贵阳，大多数人连县城都没有到过。但博物馆建立以后，这里不仅来了许多的外地人，还有许多的外国人。这里不仅通了公路、水电，还有了电视机。电视机是区域化走向全球化最重要的工具。其使得即使这些远离大城市的人们，也可以和世界共享传媒经验，共享全球的共同思想和共同信息。也使寨子里的人们看到了他们生活以外的世界，那是一个他们不熟悉，但是可以赖以谋生的更加广阔的领地。
自从建立生态博物馆以来，这一曾被遮蔽的村寨热闹起来，来自世界和祖国各地的聚光灯，使他们的生活开始被照亮。政府的扶贫资助、国外基金会的扶贫资助、国内各企业和单位的扶贫资助，改变了他们以往的生活。他们中的一些男性青壮年劳力，开始学习，开始走出山寨，进入到他们曾从电视中看到的陌生领地。
从山寨来到城市，他们发现他们不仅是到了一个陌生的地域空间，还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文化系统，他们从小习得的本民族文化知识，本民族的文化规则在这里全然无用。《牛津新词典》中把“全球意识”定义为“解释（和理解）本人自己文化以外的文化，并常常作为对世界社会经济问题和生态问题的评价的一部分”。这些从山里来的苗寨人，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全球意识”，但他们必须从头学习和理解自己文化以外的文化。
在陇戛寨和高兴寨，笔者做了系列的有关打工者们的访谈。春节期间，这些打工者们在家休息，辛苦了一年，这些打工者们，大都聚在一起喝酒，唱歌和聊天。
陇戛寨分老寨和新在两个地方，陇戛寨全寨有134户人家，546人。本来都住在山上，建了生态博物馆后，为了改善寨子里的人们的生活，政府在山底下建了一个新寨，让一些住在危房或房子质量太差的人搬了进去，因此，就有了老寨与新寨之分。笔者在陇戛寨老寨做了一份调查表，统计出老寨一共有80户人家，370人，青壮年男性劳力（18-50岁）75人，出门打工者54人，另外，笔者针对每个打工者做了一份调查表，并深度访谈十余人（更深入地研究另有论文发表）。
通过深入的考察笔者了解了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困境。这些在外打工的苗族人，由于文化水平低，由于对自己民族以外的文化还缺乏适应性。其所从事的工作基本都是最危险、最脏、最累，或是工资最低、劳动时间最长的那种工作。其中挖煤是他们从事得最多的工作。原因有两个，第一，贵州是一个煤矿大省，苗寨人在本省境内工作，语言的障碍比较小，离家也近，而且可以结伴前往。第二，相比较之下，对于一个没有文化的人来说，挖煤的工资相对高一点。
即使说，挖煤的工资相对高一点，也只不过是1000元左右，有的还达不到。而且由于他们没有文化不懂得打工还要签合同，一旦挖煤出了事，打伤了或打死了，给的钱多少，也只能听凭老板的良心。如果老板给的钱少，他们也不识字，不知道如何讲理，更别说打官司。
笔者在寨里做许多访谈，其中有一个访谈对象叫杨忠权，今年40岁，读过小学一年级，基本是文盲，只会写自己的名字而已。他在贵阳郊区一个叫锯子崖的地方挖煤。他告诉笔者说，挖煤的隧道是100米长左右的龙坡，所谓的龙坡就是斜度的、陡的隧道。挖煤者要从里面把煤挖出来，还要用车推出来。矿井高的时候就站着挖，低的时候就跪坐挖，再低一点就平躺着挖。挖好煤后，先是用铲子将煤铲到背篓里，再用背篓背到斗车里，然后再用斗车推出来。一背篓煤，有150多斤，一斗车煤有一吨，一吨是2000斤，非常沉，一般是两个人推。24小时分三班倒，一班10人左右，一天一人平均只有十四元工资，一个月只有420元人民币，每个月吃饭交50元，由老板供给，除了吃饭还剩370元，这是笔者听到的最低的工资。许多矿主为了节约投资成本，基本不买任何值钱的设备，用的是最原始的劳动方式，让工人们完全用自己的体力为其挣钱。像这样的例子很多。
按分工，我们课题组的孟凡行对寨子里的每户人家的首日情况进行了统计，寨子里一家人的年收入大多数都是在5至6000元左右，其中有一半是通过打工挣来的。也就是说，如果不出外打工，在当地务农，一家一年的收入只有3000元左右，但每家人每年的开销必须在5000元左右。外出打工已成为当地人改善自己生活的一条重要途径，其收入已经成为一个家庭经济的重要支柱。因此，我们也可以理解尽管在外面打工又脏又累，收入很低，还非常的危险，但寨子里的青壮劳动力还是源源不断地出去的原因了。
笔者在村民杨光华家做访谈时，他和他一起打工的朋友们曾告诉笔者：“书读少了在外面困难得很，到了城里连个路都认不清楚，出去不懂文化，又不会看地图，也不会找公共汽车站。问路时，碰到心好的人会给你指一下，有些坏的人，不但不给你指路，还要吼你几句，瞧不起你。我们出门打工，一般都不敢一个人走
，要大家结伴一起走。
如果迷了路，肚子饿了，身上钱又不够，也不敢到人家户找吃的，就硬挺着。天黑了，也找不到住的地方，就只有找个角落里睡一下。不过幸好有电话，实在不行就打电话，叫老乡来接，但问题是自己在什么地方都说不清楚，恼火得很。坐火车时，也受欺负得很。上了火车，如果坐位被人家坐了，也不敢叫人家起来。”笔者问：“你们不会找乘务员吗？”他们说：“乘务员才不会管，他们根本不愿意理会我们这些农村人。还有，从城里打工回家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在火车上有人专门偷我们这些出外打工人的钱，看到起我们大包、小包的拎着，就知道是出门打工回家的人，口袋里多少有点钱。这些打工人老实，好欺负，所以他们早早就盯上了。辛辛苦苦打工回来，钱还被人偷了，心里真是不舒服。我们总是尽量大家一起走，人一多，胆子就大一些，人家也不敢欺负些。”
出去打工的大多数年龄比较轻，有一些年龄较大的人根本不敢出去打工。在一次葬礼上，笔者见到一个村民，他叫杨正学，五十岁，读过三年书。他是这个家族的“梭丹”，也就是所谓的“祭司”。他负责葬礼上的所有仪式活动。旁边一位老人告诉笔者说，让他当“梭丹”是因为他从小记性好。“梭丹”的工作就是记住家族里的每一代人的名字，包括逝去的长者，还有各种祭祀仪式中的种种规矩，及祭词。这对长角苗来说，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也就是说，他在寨子里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起码是一个非常熟悉本民族传统文化的人。但他从未出门打过工，主要是没文化，不敢出门，他说：“如果我出门去打工，我会不认识去的路，也不认识回来的路，万一走丢了怎么办？”这位在本民族中的重要人物，竟然不敢进入汉文化的领地，因为那是一块陌生的，自己完全不熟悉的领地，在那里他认不来字，语言也不懂，面对着陌生的城市和陌生的人群，他所掌握的本民族的文化和经验完全失效。他只能是恐惧、胆怯，不敢前行。
这些苗寨人，在他们家乡的土地上，虽然贫穷，也毕竟是这片土地的主人。但当他们离开家乡，进入到城市，则是进入到了一块完全的陌生地。人为什么害怕黑暗？就是因为在黑暗中我们什么也看不清，什么也不知道，不明白。人不知道就会害怕，就会心里没有底。这些不识字、没有文化的苗族兄弟，进入到城市，就像在黑夜中行走。他们害怕这种黑暗，想驱逐这种黑暗，但他们又无能为力，只好寄希望于下一代，希望他们的下一代不要再做一个没有文化的人，所以他们无论如何也要供孩子们读书，这是生活教给他们的真理。 |
责任编辑:鹤舞白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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