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从“现代语言计划”②看方言与文学的关系。

　　中国现代语言的革命是以文学革命为发端的。提倡“诗界革命”的黄遵宪早在1868年（同治七年）就写有这样的诗句：“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即今流俗语，我若等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斓斑。”③黄遵宪提倡文学创作中口语与书面文字的一致，把“流俗语”看作诗歌流芳百世的典范。俗语包含在方言之中。方言是地方语言，它是一种语言的地方变体。某一地区的方言与全民族语言总是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同时各地方言在在语音、词汇、语法方面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俗语则是流行于民间，在群众口头中常用的一些定型的通俗语句，包括谚语、俚语、歇后语等。俗语往往地方色彩很浓，所以有些俗语也即是方言词语，两者很难截然分开。因此许多方言汇释的著作都兼收俗语。鲁迅先生在《门外文谈》中说“方言土语，很有些意味深长的话，我们那里叫‘炼话’，用起来是很有意思的。恰如文言的用古典，听者也觉得趣味津津。”黄遵宪对“流俗语”的推崇倍至，确实不无道理。常言道：“最干净的水是泉水，最精练的话是谚语。”又闻“谚语——语言中的盐。”文学大师门从来没有鄙视过方言土语。

　　几乎与黄遵宪同时的梁启超也主张采用言文一致的“俗语文体”。他认为“自宋以来，实为祖国文学之大进化。何以故？俗语文学大发达故。宋后俗语文学有两大派，其一则儒家、禅家之语录，其二则小说也。小说者，决非以古语之文体而能工者也。”而且“苟欲思想之普及，则此体非徒小说家当采用而已，凡百文章，莫不有然。”④裘廷梁还归纳出了“白话”的“八益”，即“省日力”、“除骄气”、“免枉读”、“保圣教”、“便幼学”、“炼心力”、“少弃才”和“便贫民”，⑤很明显都是针对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语文工具改革而言的。

　　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导和标志，它同样先是一场文学革命。“言文一致”依然是它的宗旨。那么，这时的“白话”是否就是常说的“官话”呢？似乎不是。钱玄同说过“我们提倡新文学，自然不单是改文言为白话便算了事。惟第一步，则非从改用白话做起不可。”⑥胡适的“八事”中“四曰不避俗字俗语（不嫌以白话作诗词）”。到1918年，胡适致钱玄同的《论小说及白话韵文》的一封信中，曾将“白话”的语言特点，归纳为三条：
　　“（一）白话的‘白’，是戏台上‘说白’的‘白’，是俗语‘土白’的‘白’。故白话即是俗语。”
　　“（二）白话的‘白’，是‘清白’的‘白’，是‘明白’的‘白’。白话但须要‘明白如话’，不妨夹几个明白易晓的文言字眼。”
　　“（三）白话的‘白’是‘黑白’的‘白’。白话便是干干净净没有堆砌涂饰的话，也不妨夹几个明白易晓的文言字眼。”⑦

　　由此可见，胡适所谓的“白话”或“话”是从口语的角度提出的，“白话”对立着文言，却包容着方言。胡适并没有明确区别方言和共同语。胡适认为“方言未尝不可入文。如江苏人说‘像煞有介事’五个字，我所知的各种方言中竟无一语可表示这个意思。”⑧对“国语”与“方言”的关系，胡适还有着独到的、发人深思的见解：“国语不过是最优胜的一种方言；今日的国语文学，在多少年前，都不过是方言文学。正因为当时的人肯用方言作文学，敢用方言作文学，所以一千多年之中积下了不少的活文学。其中那最有普遍性的部分，遂逐渐被公认为国语文学的基础。……国语的文学从方言文学里出来，仍需要向方言的文学里去寻它的新材料、新血液、新生命。”⑨……有了国语的文学，方才有文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方才有标准的国语。（《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方言的文学也是这样的。必须先有方言的文学作品，然后可以有文学的方言。有了文学的方言，方言有了多少写定的标准，然后可以继续产生更丰富更有价值的方言文学。” ⑨由胡适等人的观点看，方言与国语在文学中的作用几乎平列，两者之间互相补充，互相促进，共同为文学的繁荣努力。

　　有人说“国语运动和白话文运动是五四时期中国语文变革的两翼。”，②到了三十年代，对“国语”的讨论更为深刻。瞿秋白在《鬼门关以外的战争》一文中说“‘国语’一个字眼竟包含着三种不同的意义：‘全国的普通话’、‘本国的（本民族的）言语’和‘固定的言语’，所以这名词是很不通的，我们此地借用胡适之的旧口号，只认定第一解释的意思——就是‘全国的普通话’的意思。”⑩后来引发的关于文艺语言的大众化话题，再次对方言与文学关系进行了讨论。瞿秋白连续写撰写有关文章，认为“用非驴非马的白话写的东西，绝对不能成为普洛文艺，”因之主张进行“俗话文学革命运动。”以“俗话”来替代非驴非马的“白话”，“要用现在人的普通话来写——有特别必要的时候，还要用现在人的土话来写（方言文学）”⑾之后，文艺界又提出了“大众语”的概念。“大众语”是指以“大众说得出，听得懂，写得顺手，看得明白”⑿为目标的一种书面语。方言与大众语的关系，一般并不视它为同一，而认为“大众语”应是高于“方言”的具有普通性的公共语，然亦不排斥有条件地使用方言土语，并促使它们普通化。对此，陈望道在他所写《大众语论》里有较系统的论述。他认为“大众语应该就是平常的、普通的语言”，但大众语也不必“严格拒绝土话方言”，因为“它的底子本来是土话方言，不过是一种带着普通性的土话方言罢了。”那么，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使用方言呢？他说：“假定有个时候，感到这带普通性的语言太贫乏，不够表示意思，没有法子表示，不能充分表示，或者表示起来很累赘呆拙，我们当然不能安于贫乏，不把比较不普通的土话底货起些出来应用；再假定有一个时候简直非利用土话的不普通不能活现一个地方的特殊色彩、特别情境，那在文学上面更不该挂起禁牌。”⒀

　　从此以后一直到现代汉语普通话的推广普及，就“语言计划”看来，本意并不是排斥方言，遏制方言，而文学改良，文学革命，文学大众化，不论那一个环节对文学语言的要求中对生动活泼的方言都没有拒之门外。因此，难怪法国杰出的象征派诗人，文艺理论家瓦莱利（Panl valery）发出这样的感慨：“在这些创造诗的世界并使它再现，使它丰富的手段中，也许是最有价值，然而也是最复杂最难使用的一种，是语言。”⒁

　　三、从文学经典看，方言在文学作品中的地位。

　　从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看，几乎每一部作品都涉及某一地方言或几地方言的运用。在以话本为其雏型的明清白话小说中有许多方言成分，这是众所周知的。了解这些方言成分不仅对于欣赏作品的内容大有帮助，并且在考证小说的作者、籍贯、成书过程、版本优劣等方面往往能提供重要的线索。

　　方言文学倘若指各地民间歌谣戏曲曲艺，那自然是源远流长；倘以小说而论，真正的方言小说则在清末兴起。明清白话作品中有许多方言成分，这是不言而喻的。胡适说：“从文学的广义着想，我们更不能不依靠方言了。文学要能表现个性的差异：乞婆、娼女人人都说司马迁、班固的古文固是可笑的，而张三、李四人人都说《红楼梦》、《儒林外史》的白话，也是很可笑的。古人早已见到这一层，所以鲁智深和李逵都打着不少的土话，《金瓶梅》里的重要人物更以土话见长。评话小说如《三侠五义》《小五义》都有意夹用土话。” ⑨其实《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三言》、《二拍》、《儒林外史》、《说岳全传》等作品中保存的当时大量的口语资料，既反映了近代汉语的发展概貌，也说明了方言在文学作品中所占有的特殊地位。在清末之前纯粹用方言来写作的小说并不多见，其中影响较大的有用北京话写的有文康的《儿女英雄传》、石玉昆的《七侠五义》；用扬州话写的有邹必显的《飞跎子传》；用苏州话写的有韩子云的《海上花列传》和张春帆的《九尾龟》(限于对白)；用北部吴语写的有张南庄的《何典》等。最值得我们注意的小说当然是《红楼梦》、《水浒传》和《金瓶梅》这三部巨著中的方言成分及其有关问题。

　　《红楼梦》开篇第一回中就说：“我虽然不学无文，又何妨用假语村言，敷衍出来，亦可使闺阁昭传，复可破一时之闷，醒同仁之目，不亦宜乎？”
《红楼梦》一般认为是用北方话写的。北方话的范围很大，内部又有次方言的划分。《红楼梦》的语言除了北京话以外，还跟江淮方言有关。我们细细考究会发现，作品人物的身份与江淮方言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

　　白话小说渊源于唐代民间艺人的讲说故事，完全是方言口语化的。“话本”不过是故事的底本。《水浒传》取材于民间流传的北宋末年宋江起义的故事，其中宋江等三十六人的故事在《大宋宣和逸事》中已经出现。一般认为此书作者是罗贯中和施耐庵，所用语言大致以江淮一带的南方官话为基础，保存了不少当时的口语。这部被喻为“封建社会百科全书”的小说描写的人物上至贩夫走卒，语言生动自然，比较完整地保存了那个时期的口语面貌。书中大量的宋元明口语方言俗词是作品魅力所在。吴承恩的《西游记》取材于唐僧取经的故事，在民间传说和民间艺人创作的基础上撰成。所以语言以江淮方言为基础，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金瓶梅》描写了当时的社会生活，比较鲜活地保留了明代中后期都市下层群众的口语。真实地、完整地呈现了那个时期方言的自然面貌。那些完全口语化的人物语言、生活俗语、俚语、粗俗的詈语和戏谑语，以至于关于性行为的语言描写，可以说是完全自然主义的。语言学家说《金瓶梅》“是一个内容非常丰富的、多元语言系统的言语作品集。书中有大量的群众口语、客厅用语、说书人套语和隐语黑话以及行业语，还有少量文言公文用语，是研究明代社会语言难得的原始材料，书中的华北官话、鲁方言、江淮方言、吴方言、还有晋方言，则是研究后期近代汉语形成的有用资料。”⒂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展示了一幅十八世纪中国社会的风俗画，语言生动。以下江官话为主。

　　文艺家族中的戏曲是方言擅长的又一种表达形式。戏曲原本比诗词更接近口语。如杂剧是元代最重要的一种文学体裁，在我国文学遗产中占有重要地位。古典戏剧作家为了剧情和演出时时语境的需要，大量运用了方言口语词。臧晋叔《元曲选·序二》说：“如六经语、子史语、二藏语、稗官野乘语，无所不供其采掇。”元曲的台词多数带有十三至十四世纪的北方官话色彩，这些词语或与雅诂旧义相违甚远，或与辞书求之不得。……有不少元曲词语至尽仍然活生生地保存在一些地方方言中。

　　也许要穷尽文学经典中的方言现象是件傻事，而要从经典作品中去捕捉方言土语以证明某某作品或某某作者属于某某区域有考据上的某种意义。其实，这些都不是至关重要的事情，重要是这些作品为什么会成为经典？方言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是什么？它是否阻碍了作品的千古流芳？中国方言的文学是属于全中国的，中国文学中的方言也是我们的民族语！正是由于适当、巧妙地运用了方言，才出现了缤纷多彩的中国文学。古典文学作品的史实有趣地说明了：“官”（话）与“民”（方言）的相互吸取，相互补充是文学言语的最佳选择。

　　现在的文学作品中出现的基本上都只有一种话语——普通话，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只是北方方言的总代表。尽管普通话的普及运用有着不言自明的必要性，但它本身却是最大的话语霸权之一，它的强力渗透剥夺了各色生动方言的存在和使用的空间。语言学的知识告诉人们：语言是人类思维的工具，即是说，每个人的思维方式是无法离开其母语的。而第二、第三语言（包括所操方言以外的所有方言、外国语）和母语之间是有无法吻合的裂隙的，所以总有一部分包藏在母语状态下的思维珍珠被普通话的大筛子所遗漏。可见方言的存在有巨大的价值。尽管现在方言在文学作品中的几率很低。即使有也仅限于外表的点缀和装饰。这是否是当代文学常令人摇头的原因？新时期文学中如何发挥文学的独特作用？这些问题值得作家和语言学家们共同思索的。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责任编辑:若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