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和国家话语与农村女性的声音 |
| 添加日期:2007-1-12 9:19:00
作者:叶敏磊 新闻来源:三农在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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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党委鼓励妇女通过新山歌忆苦思甜，突出社会主义制度下女性翻身得解放的幸福。通过传唱“过去妇女不是人，如今妇女翻了身”[8]（P74）的观念，新山歌描述公社女性从烦难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可以没有挂碍一心投入生产劳动，通过劳动体现自己的价值。公社开办幼儿园、托儿所、洗衣组、食堂，女性不用洗衣做饭、烧水带小孩，生小孩有产院，产后还有1个月产假，工资照发。[9]比较下面两首山歌，旧社会苦媳妇的形象和新社会当家作主的女性形象形成鲜明对比，社会主义时代下的女性怎能不倍感幸福？
（山歌一）
公社食堂真灵光，
编歌来把食堂唱：
专人做饭不慌忙，
按时上工心定当，
妇女劳力大解放。
从前妇女真苦恼，
天勿亮起身把饭烧，
三顿茶饭忙下来，
干活辰光没多少，
上工常常要迟到。
感谢毛主席好章程，
办起食堂最称心，
妇女姊妹齐出勤，
生产个个争跃进，
今年亩产超千斤。[8]（P15—16）
（山歌二）
天窗里亮光光就起身，
头光滑面出房门，
铜勺菜刀轻轻放，
勿要闹天闹地闹公婆。
扫地轻轻扫，
勿要碰天碰地碰家生。
提水要提七八分，
勿要搁浆搁水进大门。
囤里搬米问声婆，
基上拔柴问声公。[4]（P97—98）
其次，通过劳动竞赛，增强女性作为主人翁的自豪感。大跃进中一首广为传唱的新山歌是通过比赛激发妇女的劳动热情：“白茆女英雄，干劲冲破天；行动赛火箭，智谋胜神仙，水稻夺高产；秋后北京见。”[8]（P52）1964年，项宝英等11名妇女组成白茆公社妇女竞赛小组，与其它公社的妇女比赛劳动干劲和劳动成果，她们不怕累不怕苦，和男人一样干活，被人们称为赛过穆桂英的女英雄。[10]全公社11400多位妇女组织了19个妇代会，在妇联的领导下真正显示出“妇女能顶半边”的巨大威力。在农忙季节中，莳秧、拔秧等农活大部分由妇女承担了下来，而且妇女心细，干活质量好，棵棵秧莳得整，像五大队“七仙女”莳秧小组莳得人人说好。[11]甚至新山歌中的情歌也表现出你追我赶、爱情基于劳动、劳动美化爱情、跃进成功再结婚等主题，而不是像传统私情山歌强调对方英俊伶俐、善于调情、通过山歌缔结姻缘等叙述。
再次，树立先进典型，鼓励落后女性。在大跃进运动中，白茆党委提出“三麦赶水稻，水稻翻一番”的口号，发动社员挑河积肥，并在宣传中推出了女英雄榜样，动员广大妇女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1958年的国际妇女节，《新华日报》的记者在参观白茆后发表了一篇文章：
这里有三个女英雄，她们是周阿林、顾凤英、罗杏英。在冰天雪地里，她们赤脚做肥料仓库，脚上出血也不喊疼，四天做了八十多亩。她们干活和男子汉一样，人们称她们是女中英雄。……英雄中还有老太太。一个右眼失明的何老太，今年六十八岁了。在这次大跃进中，青年妇女挑灯夜战，她也来参加。老太太能来参加，青年妇女还不干得更起劲吗？就是这样，青年妇女积肥的热潮掀起来了。[12]
接着，公社又隆重推出“万斤大嫂陆彩英”的光辉形象。十大队副队长陆彩英在烂脚又发烧、身体虚弱的情况下，仍然带领社员在零下11度的严寒天气敲冰挖塘泥，她领导的小麦试验田和水稻试验田都取得了高产量。在党委书记创作新山歌的号召下，陆彩英尽管识字不多，仍然坚持创作，在大跃进高潮的一年多时间里就创作了一百多首新民歌，其中《要得水稻翻一番》传播提高产量的种稻新技术。其他典型还有苦干实干的陈金妹、1天割草300斤的妇女状元周金金、新婚期间带领妇女队连夜赤脚挑塘的董妹和及其丈夫。
最后，党和政府的相关部门引导女性编唱新歌，歌颂社会主义新生活。回乡知识青年王凤英在公社党委书记万祖祥的帮助下逐渐学会了编新山歌，劳动技术和政治思想也有很大进步，被评为公社“五好”团员和文艺标兵。她能编能唱，成为有名的新歌手。她通过山歌表达女性解放的自豪感：“女性有双解放手，又拿枪杆又拿锄，舞锄刨开金银库，扛枪捍卫祖国好山河。”[13]原先一字不识的朱阿炳在扫盲班的帮助下脱去了文盲帽子，并且开始编唱新山歌：“三月桃花红喷喷，女性翻身做主人。秋后欢庆丰收年，女将也要上北京。”[14]
通过新山歌动员妇女参加集体劳动，热爱新生活，培养积极向上、奋勇向前的精神，党和政府塑造和宣传了一大批健康向上、充满活力的女性形象，1959年，参观白茆公社的吕博然、曾传炬看到这样的景象：
白茆女性一个个都是自由自在的快活人。……这就是她们一天的生活，这种从未有过的生活方式，对她们来说是如此自然，而又如此称心满意，好像生活本来就应该这样似的。
怎能不高兴呢！她们成了生活的主人，对劳动充满了炽热的感情，在晨曦未明的时候，她们就在田里操作了。
她们用绳子牵在田里，然后像绣花似的莳起秧来，莳得又快又直，只一眨眼，田里的水就被秧苗映得绿生生的了。
有人领头唱了一只山歌，马上四面八方就应和起来。她们唱劳动的歌，也唱缠绵的情歌，但是这里面没有旧中国女性的悲怆哀怨，而是每字每句都渗透了无比的欢愉。[15]（P14—17）
三、新山歌中女性的声音
尽管中国共产党利用新山歌动员妇女的直接目的是动员妇女为大跃进建设服务，但新山歌中是否没有女性自发的声音？事实上，女性积极利用党和国家的话语讲述自己的故事，在被纳入国家叙事的同时，保留了自己的空间。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党和国家话语与女性话语在妇女解放的层面上构成一种共谋互惠关系。
1957年白茆乡召开训练女乡长大会，三社的殷二男说：“过去我常被丈夫打，办了社我和男人都当了社长，有话有商量，家里有权，队里有主，社里有名，大家看得起。”党和国家把农村女性纳入妇女解放的轨道是要妇女走出家庭，顶起社会主义建设的半边天，而这里女性却利用妇女解放的契机首先在家庭内部争得了主控权。在白茆乡4个社53个女干部中，过去在家庭内部有经济权的仅14个占26％，现在有39个当家掌权，占73.6％，还有14个年轻的虽不当家，但有用钱的自由。妇女支持合作社更直接和重要的原因是从中获得了直接的好处，三社的周秀珍说：“我们妇女过 活没人问，我养了两个小孩，不到三天下田生产，腰酸背痛生病，入了社我生第三个小孩，社里补贴我工分，我安心休息二十天，爹亲娘亲合作社更亲。”[16]
为了避免涉及“不健康”的内容，新山歌大多描写社会主义生产劳动或歌颂新生活，情歌占的比例非常小，这些少量的新情歌力主表现男女在劳动中你追我赶、相互竞赛，最后双双成为劳动模范，即“男女搭配，干活不累”，男女情爱成为鼓动生产激发劳动干劲的次要因素。而在传统山歌中，情爱（私情）是主要内容，男女相悦让双方陷入一种恍惚状态，常常因为贪看对方的面容或声音，不能继续手里的活计甚至发生一点小意外。但是比较下面两首情歌，无论是新情歌还是旧情歌都表现出了男女相恋过程中的某些要素：美丽伶俐干活麻利、相互观看、相互应答（或暗答）、牵手并行的结局。五、六十年代的女性之所以热衷于演唱“渗透了无比的欢愉”的新情歌，是因为这些歌唤起了与传统私情山歌非常类似的心理感知——男女相恋初时的甜蜜愉悦。在党和国家话语系统内部，一些与传统山歌类似的因子获得了女性的认可。共产党可以坚持社会主义劳动的叙事并占据主流地位，女性也可以默默地坚持自己的理想，互不相扰甚至相互激发。
（山歌一）
墙头上画画一朵云，
画出罱泥船上好恩情；
船头上哥哥摆动罱篙金钟响，
妹妹摇船赛过凤凰鸣。
墙头上画画一朵云，
画出秧田好恩情，
哥哥莳秧又快又好六棵六条线，
妹妹又齐又快答郎情。
墙头上画画一朵云，
画出除草田里好恩情，
哥哥挥动双手眼观六棵棵里稗，
妹妹紧跟哥哥双手除草、眼观六棵、有说有笑好恩情。
墙头上画画一朵云，
画出公社丰收的好光景，
哥哥妹妹喜笑盈盈同上光荣榜，
光荣榜旁边粮山稻囤接白云。[8]（P63—64）
（山歌二）
姐勒三层楼里绣鸳鸯，
眼窥塘里有船行，
新戴珍珠勿要看，
要看吊绷做橹好后生。
姐勒看郎针戳手，
郎勒看姐船要横，
十指尖尖擦眼泪，
跳下船头一道行。[17]（P76）
在白茆，女性积极回应新民歌运动的典型人物是共青团员陆瑞英（1932—）。陆瑞英从小随祖母、亲戚、邻居学习山歌，“肚里山歌万万千”，是白茆继承传统民歌最多的人。作为文艺活动的积极分子，她是乡俱乐部宣传组的成员，经常用山歌、演戏等形式宣传普选、肃反、合作化等政治运动。她还担任过乡妇联主任、妇女委员、“刘胡兰突击队”队长等职务。在新民歌运动中，陆瑞英积极编唱新山歌，带领14个中小学生组成山歌训练队，一边劳动一边教唱新山歌，并多次组织参与对山歌活动，成为白茆著名的山歌手。编唱和传播新民歌，对陆瑞英来说是获得了进入白茆社会活动中心的好时机。只有在党领导的新民歌运动中，山歌的地位才提升到一个空前的政治高度，山歌手也随之获得了空前的承认。尽管在一次对山歌活动中陆瑞英的嗓子唱坏了，但其作为老山歌手的形象并没有消退，直到今天还是白茆山歌的一块牌子。[4]（P63—65）[17]（P475—476）
另一方面，有些女性对新山歌没有兴趣也不会唱，旧山歌又不能唱了，就“闷声不响”。有些青年则“对山歌听不惯，觉得不好听”。[13]即便是女干部亦并非必然积极响应党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新民歌运动。1957年7月31日到8月1日，白茆乡召开全乡女队长训练大会，这次大会的目的是激发女队长的工作热情，但开会时有90％以上的干部都抓了花边（常熟女性最重要的副业之一），显然把绣花边当成真正的正事。开会前的调查显示，88个女干部中有56个不高兴工作，五社10个女干部全部不高兴工作。[16]十大队副队长陆彩英原来也不唱歌，大跃进运动中在党委书记的启发下才开始编唱新山歌，但有些女性并非如陆彩英那样积极回应新山歌运动。1959年时，白茆公社共有19813人，男9771人，女10043人，但在创作新民歌的5000多人中，男性反而比女性多，分别为2750人和2250人。在创作骨干27人中，女性占的比例更小。[4]（P138—140）
女性的声音也有与党和国家的话语不协调的地方，这样的声音很多没有被记载下来，并很快被人遗忘了，但幸运的是，笔者在一些报告和文件中发现了作为反面形象的女性刺耳的声音。这些女性用新民歌或口号的形式直接质疑党和国家的话语，表达了自我感知和生活体验。1957年下半年，白茆乡和平一社党委发动女社员参加大放大鸣大争运动，有些女性借此机会表达了对党和国家政策的不满情绪：有人认为520斤口粮标准太紧，实行统购统销忙煞妇女、饿煞妇女、冻煞妇女、做煞妇女；下中农毛老太讲统购统销使她“早上无不喂鸡食，晚上无不老鼠粮”；有人说加入合作社不如单干，入了社以后妇女有三多五煞，三多即“妇女病多，担子挑得多，身体坏得多”，五煞即“小囡在家饿煞，落雨妇女滴煞，吃了冷水撒煞，风大冻煞，生活做煞”；③有人反映布不够穿，油不够用，人民政府来一样都买不到，样样要计划，太不自由。同时工业品价格高，农产品价格低，农民一世不翻身，赚点钱明里来暗里去。[18]大跃进时期，公社党委提出“三麦赶水稻，水稻翻一番，麦五百，稻一千”的指标，有些人认为这个指标高得离谱，通过漫画和山歌表达反对意见：“栀子花开心里青，党委号召大跃进。指标定了一千斤，一步登天要跌死人。”这些口号、顺口溜和山歌中，发出了另一面的女性的声音。 |
责任编辑:鹤舞白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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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文章:道教文化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及其现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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