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陕西农民文化生态的初步考察 |
| 添加日期:2006-10-28 9:18:00
作者:卜贺 新闻来源:西北人文资源基础数据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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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节期间，我随央视S编导拍摄一部以陕西民间鼓舞、秧歌为主的专题片（该专题片名曰“风”，风者，民间习俗也），前后半月，足迹遍及安塞、榆林、洛川、合阳、澄城、长安、户县、长武、旬邑等县。所到之处，锣鼓震天，热闹非凡。丰收锣鼓、雄伟锣鼓、喜庆锣鼓、欢快锣鼓……如此种种，不一而足。喜庆则喜庆矣，欢快则欢快矣。但在我看来，喜庆也罢，欢快也罢，多是表现在锣鼓声中，而敲锣打鼓的人却是不动声色。确切地说，他们的表情甚至有些木讷，我暗自纳闷，这同我们平常看到的央视三套（综艺频道）片头那群气势磅礴，热烈豪放的鼓手们意完全两样——都是农民，都是在拍电视。
据×地组织者说：农村原先那种自发自娱的萝鼓场面，现在已经不多见了。不少锣鼓队都带有商业的目的，通常被邀演出是要收费的。①这次念及你们是央视台，拍摄播放以后，等于为他们做了广告宣传，这才给你们“白演”。
据专家们考证，陕西的这些鼓舞有的源于先民们的祭祀活动，或拜天，或敬神，或祈雨，或驱邪；有的当年用作打仗：两军对阵，擂鼓旨在激励将士。星转斗移，物是人非，敲锣打鼓后来又成了中国民间的一种喜庆活动，谁料今日，农民们又把它当成了一种创收的“活路”②。
除过锣鼓之外，我们原打算拍陕北的一位民间歌手，听说被深圳的一家夜总会请去了。后来又去拍秧歌。在一所学校的操场上，一群人聚在一起听着口令、排着队形，整齐划一地扭腰摆胯，动作呆板教条，有些象在做操，远非舞蹈定义所言那种“情动于中而形于外”的状态，看得出来，舞者内心既无真情也无美感。
如果我们承认民间艺术是人的一种精神样式的话，就必须追问到人类精神文明的大本大源：真、善、美。无论何种艺术，离开这些便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但在现实中，“木”也罢，“水”也罢，一旦同“金”比较起来，便都显得无足轻重了。
看来，古老朴掘的民俗活动，融入当代的经济大潮已在所难免。只是，原先那种发自内心的虔敬，激昂、欢快、豪放已不能奢望，其中所蕴含的“神性”、“血性”也便无从说起了。经济大潮，势不可挡。然而在这滚滚大潮之中，农民远非弄潮儿，倒是时时为潮所弄。据中国农业有关资料统计报告：95年种植业亩均可获利340元，2000年已下降为161元，还不及5年前的一半，这还是东部西部搅在一起的平均数，西部有些地区，种地已成赔账。大片的土地撂荒，农民们含泪背井离乡流落四方。前几年某次春节晚会上，歌星解晓东领着一群人连蹦带跳地唱什么：“我们老百性啊，真呀真高兴啊”，不知他所说的老百姓包不包括农民。
中国都已加入WTO了，H县L村耕地用的还是牛，点灯用的还是油。电倒是通到了村里，但村里穷，欠了两千多元的电费，被电力部门拉了闸。一到晚上，村里一片漆黑。
L村地处渭北高原四周沟梁纵横，村旁有一山峁，形似蝎子，俗称蝎子山，此山周围贫脊荒芜，独蝎子山苍松覆盖，翠柏成荫，堪称风水宝地，故蝎子山又称福山。福山有一古代殿堂，始建于明朝万历年间。非庙，非寺，非观。盖因殿堂内供奉着孔子、老子、释迦牟尼，所谓儒道释合一。多少年来，L村人既尊孔，又拜佛，亦信道。
L村民风古朴淳厚，老一辈人信奉忠孝仁义，崇尚文化，亦耕亦读，知书识礼。文革伊始，暴风骤起，一群红卫兵在砸了村里的祠堂之后，余兴未尽，冲上福山，管你庄子、老子、孔子、孟子、如来弥佗，一概放倒砸烂打碎。前些年，L村为开发旅游，集资重修了福山，如今殿堂焕然一新，泥像也重塑金身，但L村人未必再信那些偶像所蕴含的教理教义了。福山作为道德资源已经枯竭，现在开发的是它的商业资源。
驻足在这诸神耸立的大殿之中，不禁为其庄严肃穆的气氛所浸染，但细一想，这一切又都是冲着经济效益而来的。就像以完整的清代民居而著称的××县××村，游客们痴迷在这青砖铺地屋舍俨然的院落之内，沉醉于一派古朴悠远的民俗之中，村里人盯着的却是游客的钱袋。
旅游这些年已成为一股风，风气所及，陕西许多地方都盘算着如何能把本地变为旅游景点。一旦成为旅游景点，农民们都变得精明起来，他们象商人一样，整天揣摸着客户（城里人）们的心理：给他们吃农家饭，少放油，多调醋，一碗稀饭一块钱，一碟小菜5个元。什么自然呀，纯朴呀，古香古色呀，土里土气呀，已成为刻意营造的一种效果。农民们知道怎么弄，怎么样能讨城里人喜欢。随便一个什么传说便成为可以竟相炒作的题材，领导或名星游览了某地之后随意说上几句恭维话，就有可能成为大肆宣扬的卖点，成为广告宣传的关键词。
广告人策划人倒是派上了大用场。无中生有，小题大做，只要你给钱，什么都能弄出来。典故、趣闻，有则渲染，无则杜撰，在这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吆喝声中，陕西的旅游事业真能发展？
“你们在城里呆烦了，生猛海鲜吃腻了，要吃野菜我们去挖，要尝野味我们去打，要看”农家乐“，我们给你演。”旅游点上的农民既大方又热情。
一切都是虚拟的，都是在逢场作戏。哈喽，兜兜，③“唐三彩”两元钱一个，“兵马俑”三块钱一堆。在这一笔笔城乡之间的交易当中，农民连最后那点朴实
憨厚也丢掉了。不知丢掉这些之后，能不能为他们换得财富。
听说A县一农民卖剪纸赚了—七、八万，于是各县文化馆都对本地的民间工艺打起了主意。I村将本村祠堂辟为旅游景点，门票2元，里面摆些过去的农具、家俱，供桌，腊台，过去妇女用的梳妆匣子，还有现在妇女做的一些绣品之类，连展带销。西部的农民能靠这些来脱贫致富吗。
那次我们在C县XX寺拍“道场音乐”，一老一少两个农民扮成道士，在那单调冗长的音乐伴奏下，手舞足蹈地做起法事，口中念念有词，神态煞是投入，但拍完之后方知，那是付了钱的。
多数农民已不大信神了。Y县的一位扭秧歌的老农告诉我，不信神信什么？总得信点什么，什么都不信的人什么敢做，那就可怕了。
解放以后，政府推行的政策是破除迷信，移风易俗。原先民俗活动中那些宣扬忠孝仁义的东西被斥之为封建社会遗留的糟粕而批倒批臭了。取而代之的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集体主义精神、合作化道路”等新的内容。那些年，政府说什么，农民们信什么。政府提倡什么，什么便大行其道；政府取缔什么，什么便消失了。比如政府让种庄稼，农民绝不种棉花；政府一声令下，巫婆神汉一扫而光。那时节，政府在老百姓心目中威信极高，许多人家连祖宗的牌位都换成了领袖的挂像，
解放前，L村人擅长社火；芯子，每到年节抬着芯子耍社火为L村村民—一乐。不仅是乐，早面还包含了道，所谓寓道于乐。1947年，L村民的社火芯子耍到了H县街上，各式芯子人物，罗斯福、丘吉尔、东条英机、希特勒……，结合时局，大到同盟国的胜利、法西斯的失败，国民党的腐败，小到本县本乡的好人坏人善行恶行，是非清楚，黑白分明，对当时农民很有启蒙。解放后，L村人扭起秧歌庆翻身。
土改时，L村门编演了配合形势宣传政策的秦腔小戏《光棍要账》，义革中《智山J》、《沙家浜》、《红灯记》，该村一口气排演了三个样板戏。“那时候排练演戏，一分钱没有，人的劲头大的很”，L村一位老戏迷对我说：“我们还自编自演了现代小戏《一—颗红心》，塑造了———个……心为集体的老饲养员：还有《划线》：公社修水渠占了某家门前的地皮……说的是破私立公”。
随着时代的步伐，L村一步不落，土改、合作化、初级利：、高级社、人民公社、社教、四清、文革、改革开放、分田到户……，而今，与时俱进的L村村民们都把眼光投向了经济。
土地分到了各家各户，自家的牛耕自家的地，人们对于集体的热情也随之降温。村里的水渠年久失修，到处漏水，但要想组织农民兴修水利已不象以前那么容易了。村上一位老人对我说，现在村上缺少说话顶用的人。既没有过去年代族长的“一言九鼎”；也没有当年大队书记那种“一呼百应”。其实，即便是过去那些族长、书汇重新登台，说话也未必有人听。时过境迁，今非昔比，传统的宗法观念与现代的组织原则对于当代农村社会均已失去了整合能力。
再怎么说时代总是进步了，进步了的时代给农村带来的一个显著变化就是劳动的时间缩短了。农民们一年花在地里的时间还不到一百天。闲下来的时候，妇女们耍花子(一种农村常见的赌博游戏)，男人们打麻将，挖坑(一种从城里传到乡下的赌博游戏)。天气好时，便去镇上逛逛，那里有舞厅、发廊、游戏厅、还有录相厅，上演些武打枪战什么的。逢上集市庙会就有好戏看了。一些草台班子，挑灯搭台，公然上演脱衣舞。还有某些县乡搞起了“六合彩”。一位解放前教过私塾的老者，站在X市M镇的街道—亡，看着街上穿梭往来坦胸露背的小姐，禁不住仰天长叹：真是礼崩乐坏啊。
这些年来，L村既不要社火也不扭秧歌了，虽说还保留了一个叫作“民乐园”的自乐班子，但参与者多为老人和妇女，偶尔凑在一起吼两嗓子，纯粹为岔心慌为凑热闹，或《五典坡》或《铡美案》或《杀狗劝妻》或《打柴劝弟》这种从形式到内容都已老旧的娱乐，已不能给今天的年轻人带来快乐，他们宁可去看电视，尽管屏幕里的东西多与他们无关。
电视已成为如今农民的主要消遣了，但电视的制片人与编导演们并不在意农民，他们在意的是市民。中国有八亿农民，这一点谁都无法回避，从这个角度上讲小国依然是乡土中国，但与之相应的乡』二文化却日渐式微。电视人都清楚——在所有的电视观众中，农民占了绝大部分：但电视人也都明白，全国83％的消费额产生在城市，电视如今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一种产业在经营着，它考虑的首先是多数的消电费者，因此之故，电视的都市化是大势所趋。农民虽然人数众多，但在消费水平上并不占优势势。
一位陕北老农告诉我，这些年来就是打腰鼓，好像农民除了这些就没有正事。事实上，农民在如今的电视屏幕上文艺舞台上只是作为一种色彩和点缀，小品中出现的农民多是—些愚昧落后可怜可笑的角色。电视剧除过言情片便是警匪片。这些年又把清朝那几个皇帝拍了个遍。皇帝真有那么好吗？农民们看了禁不住犯困，既然那么好，当时的农民还造什么反，革什么命呢，这不纯粹瞎捣乱么。本来读史使人明智，但我们的编剧却热衷于戏说历史，还嫌农民不够傻吗。
忽略农民的不仅是文艺舞台，政治舞台上如今也很难看到农民，今年五一节评出的全国劳模中，连一个农民都没有。
中国农民——这个曾经在历史舞台上排山倒海的角色，如今由舞台中心走向边缘，走向幕后，走向台下，他们似已变成了“中国现代化”这台大戏的一群看客。
毛泽东当年曾说，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但到了工业化社会的今天，从经济效益出发，从就业的角度来看，农村这个“广阔天地”反而狭小，很难作为。如今种地不仅挣不了多少钱，而且用不了多少人。机械化促使农业劳动的效率得以大幅度提高，大批的劳动力被富裕下来，据说全中国农村的富裕劳动力有四个亿。反下L村的年轻人都去了城里。
所谓民工潮，乃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必然产物。总的趋势是农村包围城市，西部涌向东部，
内陆流向沿海——像长江：黄河——样，源源不断，浩浩荡荡。
L村人进城也有上学去的，通过十年寒窗，点灯熬油，考上大学最终跻身于都市人的行列，但这种人在农村青年中属凤毛麟角。中国青年报最近发表的一项“关于国人接受教育机会调查”的数字让人沮丧：
城市与农村的人口比例为2：8；市民与农民上大学的比例为8：2。
去年4月，我曾在C县××采访一位高三学生。据校长说，该学生品学兼优，思路开阔，很有希望。
“你万—要考不上大学怎么办？”我向优等生发出挑战。
“考不上大学我就没希望了。”
“……”
“你想没想过回家当农民？”
“绝不！”回答斩钉截铁。
近年来，由于某种机缘，我接触过许多农民——特别是他们中的年轻人，深知农民的最大愿望就是不当农民。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不当农民只能当民工。农民只有这条路。L村的年轻人进城后有当木匠的、干装修的、多数都在建筑工地上做了泥瓦工。偶尔有人通过关系能在哪个单位烧个锅炉或干上保安，那可就烧高香了。
民工们白天忙在工地上，晚上睡在工棚里，不少人每天劳动超过八小时，也无双休日和节假日。人不可能除过干活就是睡觉，抱着这个信念我曾向一工头询问民工们的业余生活。
“嘿，只要一有空他们就钻进了录相厅，要么在地摊上买份小报，弄本‘金庸’‘琼瑶’什么的翻翻，再就是‘挖坑’，有时也在街上花边一元钱唱首卡啦
OK”。过去城里人下乡入乡随俗，而今乡下人进城就得丢掉乡俗。陕北的后生再憋再闷，也不会在塔吊下唱信天游，在工地上扭秧歌舞。“有本事去歌舞厅，夜总会唱去跳去，还有人给你钱”进了城的乡下人知道自己土，很怕城里人烦他们。
城里的生活很精彩，城里的生活也无奈。上网、钓鱼、泡吧，蹦迪，这些年又兴起了情人节、圣诞节。民工们体验不到这其中的乐趣。“金利莱”几百元一条，“人头马”几千元一瓶，还有那些令人眼花嘹乱的各种广告：减肥、丰乳、美容、壮阳，在民工看来这有些像是“天方夜谭”。这些充斥着媒体撩拨着人心的万货，同收入微薄的民工们的距离太大。他们无法领略皮尔卡月穿在身上妙在何处，更不知坐上凯迪拉克之后是什么感受。虽说他们长年离乡离土，身在都市，但却很难融入到都市文化之中。
看我去采访，许多民工好奇地围了上来，当得知我是在了解他们的文化生活时，他们很不以为然，都说我是隔靴搔痒，于是我便反问他们一天到晚操心什么，几乎所有人都是一样的回答，他们最操心的是年底能不能从工头那里拿到工钱。的确，这些年来，我们时常能够在报纸上看到XX工地的工头卷款逃匿。走投无路的民工们，坐在刚刚封顶的楼顶上，为要工钱以死相拼。每到春节前，这种高空节目便丌始上演，且屡演不衰。
找到活的农民叫作民工，找不到活的叫作盲流，这些人通常为三无人员(无技术，无文凭，无特长)，他们想在都市立足非常困难。这能怪谁，谁叫他不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呢。终日游荡在街头，周围商厦林立，金元滚滚，身无分文无家可归的农民，时时受着现代都市奢靡与浮华的刺激，眼看着某些号称“公仆”的入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而自己连谋生都十分艰难，久而久之，谁能担保他们不会产生怨气而无动于衷，诚如小品《超生游击队》所言，盲流——离流氓不远了。媒体上经常报导农民杀人抢劫案件，许多都是因为生活没有基本保障。
有人预言，弄得不好中国农民将成为中国一个大包袱，一个大麻烦，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大羁绊。
朱镕基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里首次提到农民为弱势群体，并声称政府要下大力气为农民增收减负。
人——即便是农民，除了物质需求外还有精神需求。除过让他们填饱肚子外，我们现在依靠什么来塑造他们的心灵，陶冶他们的性情，使他们的心跳与时代合拍。
李岚清在最近的全国基层文化工作会议上说：“要坚持为农民送戏、送书、送电影”④。其它地方不知如何，反正L村这些年与这等好事已是久违了。
H县去年算是恢复了自负盈亏的秦腔团，剧团仅有十几个人，整本的戏凑不齐了，连折子戏也勉强，主要是清唱，演出多以农家的红白喜事为主，唱段也都是些老腔老调，根本代表不了先进的文化。
李岚清在讲话中强调：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基层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是，以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城市和农村乡镇为重点，以培养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大力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促进我们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陕西是一个文化大省，据了解，在陕西省原先2000多个乡镇文化站中，如今至少有75％的文化站已烟消云散。全省107个地、市、县文化馆中，现在还能干常活动的不到1/3。
H县与C县的文化馆馆长都告诉我，从95年起，他们馆再未见过一分钱的业务经费。别说县馆——连省馆也是没有经费。97年陕西省委省政府两家办公厅曾联合下过一个文件，文件中说要保证全省各县每人每年0.2元的文化经费，但时至今日，90％以上的县未见落实。XX乡要组织农民扭秧歌，连块红绸子都买不起。
过去，政府曾号召基层的文化干部：群众文化以文化民：要用“社会主义思想”牢牢占领农村的文化阵地……，现在文化阵地突然变为文化市场，这相当于让惯于打仗的人去做买卖，战士和商人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行当。
现在中央号召开发西部，大家一致认为西部蕴藏着丰富的资源亟待开发，煤呀、油呀、气呀、矿呀，其实最重要的是人。人的因素第一，人的素质第一。如果排除了这一点，象日本这样自然资源极度匮乏的国家，根本无法跨入世界经济强国的行列。
未来的经济是知识经济，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是天演大势。认识到这一点，中国的政府立誓要科技兴国。而占国民80％的中国农民是以什么样的素质来迎接这个新的时代呢？
据中国科协中国公众科学素质调查领导小组去年公布的调查报告称：当今8亿4千万农民中，具备基本科学素质者仅为0.04％。一万个农民中只有四人，珍稀之至。我疑惑，这四个具备了如此素质的珍稀人物，还会不会留在西部安心种地。
与其授之于鱼，莫若授之于渔。提高农民的素质比增加农民的财富更为重要。但提高农民的素质，远非一个“普九”所能解决的。高中与大学如今都已产业化，既便农家子弟考得上，农家父母供得起吗？要知道，L村人的年均收入只有五百多元啊!
至于农民的道德当下如何呢？虽说没有具体的数据，但公安局的人都清楚，这些年刑事犯罪发案率高，破案率也高。原因就是犯罪者多为愚昧落后的农民，他们犯罪手段也相应落后。前段时间，全国打黑除恶，媒体上报道一些村寨已经落入黑恶势力之手，村霸乡霸，伤天害理，欺压百姓，鱼肉乡里。还有某些地方，以制假贩假为能，已经发展为专业村的规模，说句“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绝非夸张之辞。看来加强农民的法制观念，提高他们的道德水准，将是摆在政府面前一个严峻的任务。否则，“依法治国，以德治国”将会变成一句空话。
开发西部不仅在于再造一个秀美的西部山川，更在于塑造西部人美好的心灵。山美水美不及人美。
为了扼制土地沙化，西部的许多地区正在退耕还林，退耕还草，但营造农民心中的—片绿州或许更加重要。由此而言，优化西部的生态环境应该包含两个方面：一为自然，二为文化，因为人不仅是自然的产物，更是文化的产物。但在许多情况下，人们看到的只是土地的贫瘠，却看不到农民心灵的荒芜。
半个多世纪前，毛泽东曾说过：“中国的问题本质上是农民问题”，并且，“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这些话在中国似有永恒的意义。眼下“三农问题”已经引起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如帮助农民尽早摆脱困境？这是一个难题。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依靠现在的国力，在较短的时间内，无法使农民“乐业”——人尽其力，各得其所⑤；能否使其“乐道”——安贫乐道。因为中国改革离不开安定，而只有农民安定了中国才能安定。用什么方法呢？在我看来，文化部门应该有所作为。
注：
①各级政府搞这“节”那“节”，旨在招商引资，喜欢采用文化搭台经贸唱戏的方式，农民锣鼓队常被请去“搭台造势”；某些大的项目开工或落成，某些企业搞庆典，也会请锣鼓动队前去助兴。凡属此类情况，锣鼓队都要按质论价的。
②关中方言，如犁地、轧草、锄地、割麦、喂牛等各种活路。
③陕西一种乡土味十足的提包，现已开发为旅游纪念品，一些旅游景点农民口诵“哈喽”，以此招徕国外游客。
④参见《人民日报》2002.4.21《手提兜兜》
⑤随着工业化进程加快，随着国外物美价廉的农产品涌入，中国将有大量的农民失业。解决农民的失业问题，唯有加快中国的城镇化速度，但现在中国的城镇化远远落后于工业化。将来中国工业化如达到日本台湾的水平，即农业人口仅为全民的15％，那就意味着7亿农民要转入城镇。中国需要再建40个广州那么大的城市，方可容纳和消化这些人口。依靠中国现在的国力，近期之内根本无法实现。 |
责任编辑:鹤舞白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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