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和成熟于古代的传统节庆体系，突出地反映了乡土社会里人们的季节感和生活节奏，并和当时、当地人们的历法知识、宗教信仰、宇宙观以及与其农耕的生产和生活世界密切相关。诸如二十四节气、干支纪年、历法和各种以祖先、天地、鬼神等超自然存在为对象的礼拜和祭祀仪式等，都是这个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学者曾把中国的传统节庆体系进一步细分为“农事节日”、“祭祀节日”、“娱乐节日”、“纪念节日”和“祝贺节日”等，并指出它们分别和“神事”、“鬼事”和“人事”的纠葛[4]。总之，中国传统节庆的特点，是和自然节律关系密切，往往伴随着一些农耕礼仪，并具有追求天伦团聚和人伦交际的倾向。

    除了全国大范围内基本上一致，亦即普天同庆、城乡共享、“天涯共此时”的节庆之外，传统节庆在中国各地还非常富于地方性特色，这在各地的地方志记述中均有大量证据可寻。例如，在陕西省商州一带，腊月初五被称为“五豆”，它是春节来临前的第一个节庆，旨在提醒大家，新年即将来临。当地俗话说：“过了五豆，糊里糊涂”，“过了腊八，见啥买啥”，“五豆腊八二十三，过年只有七八天”。“五豆”这天早饭，人们要在粥食中煮五种豆子。类似“五豆节”这样的地方性节庆，其实在中国也是非常之多的。 

2．国家或政府主导的节庆体系

    自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经由相继建立的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努力，阳历终于成为中国的法定历法，它至少意味着在官方立场上，中国已采用了全世界“通用”以及和“现代化”相关联的时间制度。以阳历的时间序列为基轴，一个世纪来，中国还逐渐形成了由国家或政府主导的节庆体系。

    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由国家或政府主导的节庆设置，大约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具有意识形态的强烈影响。例如，其中有关“国家”、“现代化”和“革命”等意识形态的因素，便是不能忽视的。像国庆、革命先烈纪念日、国耻纪念日、学生运动日、五四青年节、党的生日、建军节等，分别都对上述意识形态因素做了突出的强调。

    其次，大都是以国家权力的强制性为背景而予以推行的。由于有些节庆在传统上尚缺乏全民性基础，通常只有通过国家权力的运作才能实现和逐渐被接受，例如，教师节、植树节和妇女节等。

    第三，多少注意到了和“国际”的接轨，诸如国际劳动节、国际妇女节等。

    第四，以“法定节日”的形式，从传统节庆体系中汲取一定的资源。例如，对于“春节”、“清明节”和“中秋节”等的承认与接纳。尤其“春节”，设有法定假期，确实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由国家或政府主导去推广的节庆体系，其目的主要是在于“移风易俗”和建立国民的认同，就此而言，它们同时也可以被看作是“国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主导节庆的基本方式，是在法定节日放假，并举行各种纪念活动与庆典仪式。例如，涉及元旦和国庆等节庆，依据“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就对放假等事宜有明确详细的规定。事实上，政府很容易借助各种现代化媒体和行政手段，来为“法定”的节庆酝酿出全民性的氛围。

    近些年来，中国大陆政府积极推动五一“黄金周”和十一“黄金周”的形成，就很能说明问题。除了对法定节期的认定（春节、五一和国庆节的法定假期均为3天）之外，政府还将节期前后的周六、周日等法定假日予以“搭桥”式的调整安排，使得整个假期可长达一周之久。笔者认为，这可被看作是以公休节、假日为资源所进行的颇为成功的政府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