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一切都发生了变化，“活路头”的职能遭到了弱化，人们开始按照手表的时间安排每天的生活了。开始时，村寨接待旅游团队，必须按照游客的时间去安排社区里的活动，这就需要和旅游团队的时间相配合，村民们也不得不对原先社区的时间框架进行了必要的调整。但他们很快就适应了，他们对原先的时间观念和社区生活节奏做了很多改造，以便和戴上手表之后的新的时间体系相互协调。

    我们知道，旅游产业具有外来文化和全球化的背景，而手表及其反映的时间观念也不例外。苗族民众通过接受、适应和并置，把不同的时间观念和制度合理地包容进了他们现实的生活安排之中。当然，来自这个苗族社区外部的新时间观念和时间制度的渗透，其实也还有很多其他重要的途径，例如电视、广播等。由国家支撑的媒体，不仅把各种信息传播到社会的各个角落，还通过编制节目表，把一整套时间框架几乎是半强制性地推广到了偏远的基层。显然，这同时也是一个国家统一的时间制度，不断地向边远的基层社会伸展其触角的过程。 

2．后寨村的时间框架

    再举一个汉族社区的例子。近几年，笔者多次带日本大学生去西安郊区户县一个叫后寨村的地方进行民俗学的田野实习，并关注到了社区里的时间问题[6]。

    这个村落和中国北方大多数汉族农村差不多，保留了不少按农历规定的周期而运行的岁时节日和农事节令。从人民公社时期到“文革”期间，村民们的劳动时间曾经一度被纳入到了统一管理的对象之中。所谓农闲不闲，要大修农田水利，春节也要过“革命化”的春节。但现在，已经不再有对农民时间的强制性干预了，农村生活也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类似以前的那种节奏。然而，农闲还是不闲，因为社会发生了另外的变化：农闲期间外出打工的人越来越多。这些“农民工”在一定程度上开始摆脱了社区农耕生活中“农忙”和“农闲”相交替的周期性的传统生活节律。

    在后寨村的时间框架中，还有两个因素非常重要。一是乡镇企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时间制度、时间观念和生活节奏。村办的玻璃厂等企业运行需要星期制度、八小时工作制、三班倒等。而为了提高效益和降低成本，工人们却又基本上不休国家法定的公休日，即便周末也经常是处于工作状态。相对于农业生计要高很多的利润，促使乡镇企业高速运转，村里的男女青年对工厂劳动也趋之若骛。于是，他们也就同时被卷入到了由企业时间制度所规定的生活节奏里去了，村民们的生活也因此发生了很大变化。例如，吃饭的时间、餐制都变了。过去是一天吃两顿饭，早晨9、10点和下午4、5点各吃一顿，晚饭吃不吃是没谱的；现在则和城里人一样，一日三餐。可以说，三餐制其实就是配合企业、学校和机关的时间制度而形成的一种餐制。

    另一个重大的导致农民时间观念和时间感觉发生变化的因素，便是学校时间制度的嵌入。由政府支撑的中小学教育体系，现在差不多已经渗透到中国农村的每一户农家了，几乎所有村落都有了小学，几乎所有农户都有孩子上学，几乎每个家庭都尽力配合孩子上学的时间，并为此改变了原先的一些生活习惯。学校运行的是教育部统一制定的学期制度，包括周末双休日、寒暑假、课表、一节课45分钟，在国家法定节日期间如国庆节、五一放假等等。这一整套时间制度相对于农村来说是外来的，其历史也并不很长。不言而喻，伴随着学校教育体制一起渗透进偏远基层社区里的时间制度，带来了很多革命性的冲击。学校完全是按阳历运行的，这跟孩子们的祖父母或父母辈按照农历掐日子、算节气的生活已大不相同。显然，村里的中、小学生比起他们的祖父母或父母辈来，对于星期制和国家法定公休日的感觉，则是要强烈很多的。

    后寨村的任何一位普通的主妇，实际上都面临着复杂的生活节奏。她要为在工厂上班的丈夫和在学校里求学的孩子做饭，还得考虑早饭后下田干活，或安排赶集、去庙会和走亲戚。碰上农忙，她就盼望学校和工厂能够放几天假，使他们能够回家帮她做些农活。就是说，她必须应对好几套不同的时间框架，必须使它们之间相互衔接，或在不同的时间框架之间自如地往来穿梭。  

四、 “时间就是金钱”  

    资本主义的国际化和全球化使得一切都被商业化了，时间也不例外。时间不仅成为赚取利润的基本资源，也是赚取利润的诀窍所在。以某些时间单位为基准收取使用费或服务费，现在已经成为全世界的通则。“时间就是金钱”，这个资本主义色彩很浓的时间观念，由于改革开放，率先在中国沿海的深圳等城市里作为口号出现。时间就是金钱、就是价值、就是财富，此种现代商业社会的时间观念，眼下已经迅速地在当代中国社会蔓延和普及开来，并且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社会为数不多的共识之一。近些年来，在中国各大、中城市中出现的市民家庭雇请“小时工”或“钟点工”的现象，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