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寒食的起源问题，是学术界多年来一直争论不休的热点问题。本文从日本中村乔教授对《荆楚岁时记》的文本考证入手，第一次就寒食研究中的地域性因素做了解剖和分析。作者指出，中国古人认为，在星宿与下界各州郡之间有着特殊的联系，即“分野说”。依据“分野说”，山西（晋）的属星为参星，按照上古星辰信仰有关参商相仇的神话传说，山西（晋）与大火星之间存在对立关系。正是这种特殊的对立关系，导致与大火星变化相呼应的山西地方的寒食。而唐代寒食节地位的空前提高，也和“唐”与参星信仰的潜在关系有一定

 关联

关键词：寒食 分野说 参星 山西 唐朝

清华大学历史系 刘晓峰

关于寒食起源，古来说已纷纭。俗以介子推焚死，故“今人五月五日不得举火”，桓潭《新论》、《后汉书》周举移书与曹操《明罚令》并陆翙《邺中记》皆以寒食起因归之。杜公瞻注以子推事不见《左传》、《史记》，而《周书·司烜氏》有“仲春以木铎循火禁于国中”的记载，乃认为此为“周之旧制”，迨来或以子推，或尊改火，辩之不休。近年以来，大陆学者如庞朴、裘锡圭、台湾学者如李亦园、日本治岁时者如守屋美都雄、中村乔等都曾写有专文。而欧美学者如法国J·J·de Groot、英国弗雷泽(James frazzer)等也都曾论及寒食。有关这些先行研究者的观点和看法，杨琳在《中国传统节日》中专设的《寒食节》一章做过详细讨论，足为参考[1]。杨琳之后，尚有李道和亦于寒食多所考辩，见《岁时民俗与古小说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做为后学，笔者无意对以上先行研究逐一加以批判辨证，而是仅仅立意于对其中地域性因素做一些讨论，期望能对后来研究者起到拓清基础的作用。

一、《荆楚岁时记》寒食条的“疾风甚雨”

做为中国古代第一部岁时记，《荆楚岁时记》对于后世影响巨大。其寒食条的记载也是有关寒食讨论的一个经典文本。《荆楚岁时记》寒食条及其注释如下：

去冬节一百五日，即有疾风甚雨，谓之寒食。禁火三日，造饧大麦粥。寒食挑菜、斗鸡、镂鸡子、斗鸡子。[2]

古书有大不合情理者，《荆楚岁时记》寒食条的记载就是其一。即便依照今天的科学水平，预测一年后某一天的天气也未见得都有必然的把握。何况这记载所说的“疾风甚雨”还是一种不常见的天气。所以，《玉烛宝典》卷二即指出：“《荆楚记》云，疾风甚雨，今亦不必然”。其实何止“今亦不必然”，实际上“古亦不必然”。不论过去还是将来，预言每年某一天的天气云云都是无谋的冒险。那么，《荆楚岁时记》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错误呢？这种不合理性产生的根源是什么呢？近人论及寒食者夥矣，但大多放过了这一记载中存在的不合理性。只有日本学者中村乔认真对此做了认真的考量。他认为，这种不合理起源于“去冬至一百五日”和“即有疾风甚雨”之间脱落了部分字句。

中村乔首先从版本入手。日本学者守屋美都雄校对《荆楚岁时记》的不同版本时已经发现《岁时广记》辨冷食条中所引杜注和通行本的差异。陈元靓《岁时广记》辨冷食条所引杜注云：

按历合在清明前二日，亦有去冬至一百六日者，介子推三月五日，为火所焚，国人哀之，每岁春暮，为不举火，以寒食至今，晋人重此禁，云犯之则雨雹伤田。[3]

中村乔据此指出，“晋人重此禁，云犯之则雨雹伤田”，这是 “疾风甚雨”源自山西的原逻辑，但是，这一源自山西地方的传说，在流传到荆楚地方的过程中丢掉了因果关系。

中村乔为支持这一观点找到了其他证据。证据一是《晋书》石勒载记中的一场争论。史载当时出现了“暴风大雨震电，建徳殿端门襄国市西门，杀五人。电起西河介山，大如鸡子，平地三尺，洿下丈余。行人禽兽，死者万数。历太原、乐平、武乡、赵郡、广平、巨鹿千余里树木摧折，禾稼荡然”的大灾害。对于这一灾害，徐光认为灾害虽然周汉魏晋皆有，是“天地之常事”，但石勒禁寒食也是一个原因。因为“介推帝乡之神也，历代所尊，或者以为未宜替也。一人吁嗟，王道尚为之亏，況群神怨憾，而不怒动上帝乎？纵不能令天下同尔，介山左右，晋文之所封也。宜任百姓奉之。”石勒由是下书复并州寒食，还新“植嘉树，立祠堂，给戶奉祀”。黄门郎韦謏批徐光，他认为《春秋》记载“藏冰失道，阴气发泄为雹”，天灾原因在于冰室藏冰不固，他反问说，如果把这场天灾断为出自禁寒食，那么“自子推已前，雹者复何所致？”这场争论的结果，是石勒“迁冰室於重阴凝寒之所”，同时“并州复寒食如初”。这段记载中争论双方的逻辑不同，但“雨雹是因为并州民犯火禁”无疑是其中一条重要的逻辑。证据二是《岁时广记》严火禁条所引宋人吕希哲《岁时杂记》的记载。吕记自己元丰初赴任镇阳，尽管这里离太原数百里，但寒食火禁仍然非常严。有犯之者，村中长老会记下名字，如当年雨雹伤农，村人就会去其家究问，当事者也会因此无法存身。这其中存在的同样是“雨雹”是因为犯火禁的逻辑。证据三是元人周密《癸辛杂识》并州绵上火禁条，同样强调“火禁不严，则有风雹之变”。周密还举了因为贾庄数少年以禁火日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