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繁荣与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声声呼唤中，我们正在进行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体系的建设。当年，一代哲学大师冯友兰试图通过“贞元六书”等系列哲学创作，建立起一个中西合璧的哲学体系，他既注重从中国古代哲学家孔、孟、程、朱那里传薪火，又注重从柏拉图、斯宾诺莎、康德等西方哲学家那里汲取营养，熔铸一个新的哲学体系，意在指导民族复兴基业。以“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自诩的冯先生，虽然没有获得完全成功，然而，他的哲学体系的创建实践却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那就是，要完成这样一个艰巨宏大的历史任务，必须有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境界；必须充分认识文化哲学体系在维希世道人心、实施国民教育、保持国家长治久安方面的巨大作用，从而高度重视，在文化体系建设上孜孜以求，不遗余力。冯先生的实践还告诉我们，精心整合人类优秀的文化遗产与哲学资源，要兼容并蓄，不可顾此失彼、厚此薄彼。尤其要注意避免民族虚无主义的极端倾向。

　　我们说，应该首先承认，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必须尽可能吸收西方乃至世界各国的先进技术和思想文化成果，才能赋予社会主义新文化以时代性和世界性双重生命意义。然而，必须指出，几千年不断统绪的中华文化有其鲜明的历史性和民族性，他们是民族文化的血脉与根。因此，在考察社会主义新文化的来源的时候，首先应该重视和考虑这一原则。同理，作为主导的方面，未来新的民族文化体系将吸收、容纳几千年传统文化的精华——经过五千年文明史检验，至今仍能指导人们社会实践的价值观、方法论，它们是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基石与起点，也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所在。因此，新文化体系的确立不应该也不可能割断自己的历史传统，脱离中华本土文化的雄厚根基。因为，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国人有他自己无愧于世的哲学、文化与艺术，它们是这一文化体系的核心与脊梁。这正是我们殷切关注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保护与抢救的原因所在。

　　诚如江泽民同志在《在首都青年纪念五四报告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的那样，“我们要正确认识自己的历史文化，区分精华和糟粕，使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创造的文明成果，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获得新的生命”。立足这一基础，广泛吸收、容纳国内外先进文化，熔铸、重建符合中国国情，指导民族文化建设的新的文化价值体系，这将是今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我们面临的历史任务。上述江泽民同志讲话又说：“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也需要学习和吸收世界各国人民包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这是以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南，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目的，在立足中国具体实际的基础上，实现中西优秀文化的辩证综合和融会贯通，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体系的正确途径。

　　最近，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各领域都在探讨民族文化在各领域中的“失语”问题，这是学术界民族文化精神复萌的表现。它标志着我们的学术界正在摆脱窘境，走向自信，走向成熟。要解决“失语”问题，创建指导本民族复兴实践的理论体系，需要长期的、几代人的艰苦努力。这不仅需要解放思想，而且需要埋头苦干；不仅需要正确对待世界各民族的文化，而且需要首先具有正确对待本民族的文化的勇气。这就不仅需要立足现实，放眼全球，而且还要借鉴历史。

　　回顾中国文化先驱所走过的文化选择的曲折道路，展望中国文化未来的走向，我们有了较为清楚的认识。鸦片战争以后，在中国人一百六七十年的文化反思和文化选择中，曾经经历了三次大的文化转型。首先是清代末年，全社会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矜持、自恋到试图通过洋务运动、变法维新来实现对旧有传统文化的革新。其次是五四运动后，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革命在大陆的终结到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革命，尝试着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两源会通的毛泽东思想完成中国革命转型。第三次是从文革之后的文化反思与启蒙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马克思主义、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三源会通的新尝试。如此漫长的文化革命和文化选择，显现出中华民族的自强不息的革命精神和追求理想坚韧不拔的探求精神。直到如今，在改革开放的旗帜下，国内理论界一直在为增强马克思主义在飞速发展的新时代中的解释性而努力探索，国家一直在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同时，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文化建设的与时俱进，固有的社会主义原则与世界文化的对话、接轨，孜孜以求地作着艰苦的求索。因此，可以说，虽然经过了一百六七十年的文化选择，建设与时代相适应的现代文化体系的任务仍然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