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合阳还有用青瓷碗碟装饰而成、表演时宛如仙乐从天际飘来的青瓷船；群众即兴创作、反映当地生活，有如相声表演，使用的却是当地方言土语的说“故事”（亦称“地故事”）；装扮得形象逼真，表现刀砍、斧劈、枪刺之类的“血故事”；随着整齐的鼓点把铜锣一齐撂向空中，金灿灿的一片，复又接住，步伐丝毫不乱的“撂锣”；被誉为“民间架子鼓”，曾在全国民间音乐舞蹈大赛中荣获“丰收奖”的“五圆鼓”以及四人同敲的“梅花五圆鼓”。凡此种种，无一不是中华民族民间文化宝库中的珍品。
　
　　二、令人忧虑的生存现状

　　令人忧虑的是，这些老祖先留下来的民间艺术瑰宝，其生存状况极为艰难。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新的形式不断出现，尤其是电视的冲击最为强烈，人们的兴趣随之产生偏移。试想想，坐在热炕头上，或是置身于土暖气烧得只用穿一件毛衣的房间里，看着五彩缤纷的电视荧屏，谁还愿意去听那口耳相传的花花？观赏有趣的小品，自然要比听那连扩音也没有的说“故事”有意思得多，尽管它说的是本乡本土的事情。办好文化事业是需要投资的，但合阳是一个以粮棉生产为主的农业县，又是一个国家级的贫困县，领导们整天为发工资的事发愁，哪里还顾得上拿出钱来去繁荣民间文化？所以即使是长江以北仅有的一个专门演出提线木偶的合阳提线木偶艺术团，日子也极不好过，青年演员每月仅二三百元的工资也难以为继，不得已只能去开小商店，甚至去蹬三轮。这种情况下，要想提高艺术水平只能是一句空话。

　　资金的短缺和新的艺术形式的挑战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但最重要的是人的青黄不接甚至断弦，因为民间艺术是要靠人去传承的，能传承来是最有效的保护，没有人，保护和发展便无从谈起。

　　还是先从合阳人视作县宝的线戏谈起。目前合阳提线木偶艺术团有团员二十人，其中能熟练掌握提线技巧的仅五六人。荣获“全国木偶精英”称号的团长王红民出生于线戏世家，其祖父王忠绪是著名提线艺人。他从小耳濡目染，对线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五六岁便敢拿起傢伙敲敲唱唱。祖父悉心地教，他认真地学，才达到今日的境地。另一位青年提线高手萧鹏芳是线戏行当里的全环把式萧绪发的孙女，也是从小就锻炼出来的。剧团也明白从小培养接班人的道理，但遗憾的是招不来人。上世纪八十年代曾登报公开招聘学艺者，但响应者寥寥，最后仅招收一人，条件还不是非常理想的。提线方面还算有人撑门户，编剧、导演、音乐、木偶制作诸方面均为缺门，所以剧目老化、艺术粗糙、木偶陈旧不堪的现象根本无法改变。至于现有的五个民间班社处境更让人焦心，成员中青年人极少，有的一年到头都活动不了一两次。

　　再说跳戏。新中国建国初期合阳沿黄河有十余个村庄都能演出跳戏，而且姚黄魏紫，各有千秋，而现在仅剩新池镇行家庄一家还能演出完整剧目，最年轻的艺人已过花甲，牵头的老书记党建华已七十有四，常常对来访者慨叹：“行家庄的跳戏，毕咧！”

　　纸纸塑窗花盛行在合阳东乡和东南乡，早先差不多每个村庄都有几位高手，碰到逢年过节或有人娶媳妇，便要忙活上一阵子，显一显手艺。但如今已没有人愿意干这劳神费心的事，连鞋都是买着穿的女青年，谁还有耐心去打扮花窗？新池镇张家庄做纸塑窗花的高手罗占花，其作品有多幅由中国美术馆收藏，《人民画报》在1992年曾对其作过专门介绍。镇上的文化站曾专门办过学习班，从各村选了十多个心灵手巧的女青年跟她学艺，但都没坚持下来。如今老人已经过世，她唯一带出的徒弟秦牡丹已六十二岁，尽管艺术上与老人还有一些差距，但总算有一位传承人，比其它的老艺人还要幸运一些。

　　相较之下，面花的形势比较乐观，目前从事此项艺术的人为数不少，但也都是年龄偏大，年轻人没有愿意学的，若干年后同样会面临断代的危机。至于上锣鼓、撂锣、血故事这些民间艺术，其骨干队伍也是年龄偏大。年青人倒还有兴趣，但为了生计，为了改善自身的生活环境，绝大部分出外打工，年初出外，年底方回，根本没时间学习。在民间艺术集中展示风采的元宵节到来之时，他们却早已在外乡的工地上干活了。传承人的缺乏同样为这些民间艺术形式蒙上了一层阴影，成为潜在的危机。青瓷船曾是合阳人的骄傲，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举办的合阳县首届民间艺术会演中大放异彩，但其中有一项特殊的技术――熬制粘青瓷碗碟的火胶。技术不过关，瓷器便会散架。而目前已无掌握此项技术的人，二、三流水平的人技术不过关，这种曾显赫一时的民间艺术濒临灭绝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