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陶瓷器自商周的原始瓷器开始成熟。历经了漫长的演化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像融纳外来文化的其它领域一样，无论在样式、纹饰、图案等方面都留下了外来文化的印迹。但并不是原封不动的搬来套用，而是在吸收外来式样中有变化、有创新。反映出汉文化的兼融大度、本色求新的特征。

　　陶瓷器是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在关中地区出土很多的古代陶瓷，它是历史的记录，是民族文化的一部分，陶瓷器吸收外来文化而发展，反映民俗文化的发展与融合外来文明的历史轨迹。

　　关中地区，特别是古都长安，是通往西北、西南的交通要道。唐代以后虽然失去国都的地位，但仍是西北地区的军事重地，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近几十年来出土大量的陶瓷器，由商周至清历代均有，丰富多彩，是研究我国陶瓷器极珍贵的资料，又是风情民俗文化研究的实物资料。

　　中国陶瓷器的发展，是由陶器发展出现原始瓷器到瓷器成熟。也就是说，自从商周出现原始瓷器后，又经历魏晋南北朝时期迅速发展。从考古资料看，在长江、黄河中下游地区商中期及以后遗址、墓葬中出土大量原始瓷器，生产区域主要在我国江南地区①。西安长安县、陕西宝鸡市、河南郑州市、安阳等均有发现。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发展到了鼎盛时期，从商代到春秋时期，原始瓷器的发展是一脉相承的，但是到战国时期由于战争曾经有一段短暂中断期，到了战国末年与秦汉之际，又烧制出原始瓷②。在西汉初期，主要产品是仿青铜礼器，随后生产实用器增多，西汉晚期的原始瓷器以壶、瓶、罐、碗、钫、盆、樽、勺等为主，仿青铜礼器不见。到了东汉均为日用品，罐、壶、碗、钟、盆、瓶、钵、耳杯、砚、唾盂、五联罐等，质量有很大提高，由于质量的不断提高，烧出了成熟的瓷器，对各地区出土的瓷器进行考查与测试均为瓷器③，例如陕西省长安东汉墓葬中就有发现，从造型与装饰艺术风格看，均是沿着传统的艺术风格发展。当时“丝绸之路”的畅通，中国的丝绸、陶瓷器、冶炼铸铁技术传到中亚、西亚和南欧。同时西方的文明传入中国，如西域文化中胡乐在中国内地飘荡，西方的葡萄、石榴在中国繁殖，狮子、鹦鹉得到人们的喜爱等等，这是受外来文化的直接影响，还有外来的联珠纹、忍冬纹、莲花纹普遍出现，在陶瓷器中也能见到这些纹饰。传统文化、神仙迷信思想与外来文化相互撞击、相互融合，新颖的装饰艺术题材出现，原先神秘难以捉摸的云气纹、勾连纹、神仙纹逐渐消失。随着交通发展，佛教经海路与陆路由印度传向中国，海路经锡兰(今斯里兰卡)、爪哇、马来半岛、越南到达中国南部的交趾、广州，然后向北部传播。陆路经过著名的“丝绸之路”通向中国的内地。关于陆路佛教，早在公元1世纪，越过西域，传至中原，《史记》、《汉书》均有详细记载。随之，当印度佛教徒陆续来华增多，佛教的影响越来越大，对中原汉文化进行着大规模冲击，瓷器的装饰也受影响。在三国时著名越窑谷仓上有层层的楼台亭阙、人物、飞禽走兽与佛教人物④，上面的楼台作庑殿式，层层相叠，楼前设左右双阙，建筑雄伟，气魄很大，上面的佛像盘腿(趺跏坐)静坐，六尊人物姿态不一，有的奏乐，有的表现各种杂耍，这是当时制瓷工匠师将所见所闻的佛造像表现在谷仓上，与我国仙人、四神、乐舞、百戏等巧妙地组合在一件器物上，呈现出一个新风格的瓷器。到两晋南北朝时期，我国瓷业特别在江南地区获得发展，瓷窑场林立，分别烧造出具有地方特色的的瓷器，出现的名窑有越窑、瓯窑、婺州窑、德清窑；在北方河南、河北、山西等地也发现了很多瓷器，随之而来的佛教艺术装饰，便如忍冬纹、莲花纹等在瓷罐、壶、盆、钵、碗等容器和饮食器普遍应用。1983年南京中华门外长岗村晋初墓葬出土一件青瓷釉下彩盘口壶，高31.1厘米，壶口呈盘形，束颈，溜肩，圆鼓，平底，有盖，上有鸟形纽，通体彩绘与堆雕图案，在肩部双耳间堆贴二尊佛像，面部清瘦，表情庄严，还有七只异兽、持节羽人、怪兽异鸟等，是佛教结合神仙术内容，反映当时人们对佛教的认识，视佛教与神怪异兽是一样的。南北朝时期外来文化增多。例如北朝时期的北齐范粹墓出土的白瓷莲瓣罐⑤，北齐李云墓出土的黄釉绿彩莲瓣罐⑥，都是典型器。北朝罐腹上部有四系、六系和八系等，从肩至腹部堆塑成凸起的丰肥莲瓣，有八瓣莲或六瓣莲不等，有的器物是刻划莲瓣纹，可以说莲瓣装饰是当时的主流，还有李云墓出土的黄釉绿彩罐，肩部还施一周忍冬纹。南朝同样流行莲花瓣及其它佛教艺术纹饰，在碗、盏、钵的外壁和盘面常常刻划重线仰莲，若一朵盛开的荷花。例如，武昌何家大湾齐永明三年(485年)齐凯墓和南京林山梁代大墓出土的莲花尊⑦，这是南北方各烧的相近的大件青釉器，腹部凸塑成上覆上仰的莲花，丰满肥壮。它们均用堆塑、模印、线刻等手法制成，上有六个姿态不同、身穿长裙、帔巾飘逸、在天空飞翔的飞天，中间为宝相花图案与高浮雕的龙纹，还粘贴模印的菩提树叶，显得气魄雄伟，庄严大方，华丽脱俗。在周仁等《中国历代名窑陶瓷工艺初步科学总结》一文中指出“如景县封氏墓出土的青釉器，只能肯定它是早期的北方青瓷”。说明在南北朝时期，南北两方的瓷器均受到佛教艺术影响，飞天、菩提树及莲花等是佛教常见而典型的装饰。鸡头壶是我国传统的日常生活瓷器，对于每件器物来说都有一个发展演变过程，三国末雕塑的鸡头壶，在瓷罐的肩部装饰鸡头与鸡尾，生动的表现为鸡状。到隋唐初，传为公鸡打鸣状，龙头柄增高，器型挺拔，整体造型是现实常见的家禽形象与日常生活用器罐相结合，更适合于使用，又表现出当时流行的审美崇尚。它的变化体增高，腹部修长，重心向上，各部位的比例协调，线条柔和，造型优美。这种传统的瓷器已受到外来影响，装饰有佛教特色的莲花瓣纹，壶体与纹饰配合得恰到好处，这是吸收外来文化营养和中国传统文化融为一体，因而使中国陶瓷艺术大大丰富。在寿阳北齐库狄洛墓出土一批铅釉陶器，其中也有黄釉龙柄鸡头壶，肩腹也装饰覆莲瓣纹，还有一件黄釉莲瓣缸，高约30厘米，体堆贴莲瓣三层，盖为僧帽形，造型别致，釉亮闪黄，精细优美，形制纹饰都具佛教特色。以后的历代瓷器中，不论是单釉瓷、青花瓷、还是彩花瓷具有佛教色彩的纹饰常被采用，人们还给予美丽的寓意，莲花为廉洁，忍冬还称串枝莲，为莲枝不断，福运常见，脱离佛教含意。当时佛教组织成为一支不能轻视的社会力量，一度极盛，正如唐诗人杜甫《春日红》诗：“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佛教文化影响更大，中国生产的瓷器装饰必然具有浓郁的佛教文化色彩，即原来的传统文化受佛教外来文化的冲击。随着“丝绸之路”的畅通，西域(或称西方)文化不断传入，影响中国的陶瓷器。总之，中国陶瓷器的发展与其它事物一样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规律，瓷器又有特殊性，它的发展又受制于当时科学技术的发展，受制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与世俗的影响，也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正如英国学者威尔斯《世界简史》所载：“中国人的思想都是开放的，兼收并蓄而好探求的。”中国的陶瓷艺术表现得非常鲜明，反映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努力向上不断进取、谦虚好学的崇高胸怀，中华民族文明史是在发展中不断学习外来文化的历史，丰富自己、壮大自己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