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文化，辐射面宽，它渗透到唐朝社会的各个阶层和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西方文化直接影响唐代人的生活起居，均表现陶瓷艺术中。西安地区出土的陶俑中有许多是中原汉人穿着胡人服装和胡人的装扮。例如在西安市长安县贾里村唐墓出土一对带胡帽，着窄袖长袍三角翻领的春装汉人男女俑。礼泉郑仁泰墓出土的男俑着圆领窄袖长袍(12)。唐苏君墓出土的骑马武士俑，身着翻领交襟窄袖外衣，袒右肩，下着套裤，脚蹬高靴(13)。唐代上至贵族王公，下到侍从爱好胡装，而且，“仕女皆尽衣胡服”(14)，从西安市郊区唐墓出土的大量粉彩仕女俑与三彩女仕俑较多的着胡服，或穿着窄袖圆领长袍，或袒胸窄长袖衫、长裙，或戴沿花胡帽，脚穿圆头靴，或着男装胡服，脚穿尖头靴等(图六)。还有发饰，有圆形单髻、螺髻、单螺髻、双螺髻、长条形髻、九形半翻髻、上旋高郁髻、观冠形小髻等等，均为胡女发型。正如白居易《时世妆》诗中所述：“元和妆梳君记取，髻堆而赭非华风”。姚汝能《安禄山事迹》：“天宝初……妇人则簪步摇，衣服之制度，襟袖窄小，识者窃怪之。知其戎矣”。反映当时长安流行“胡风”，受“胡风”影响很浓。正如元稹诗云：“女为胡妇学胡妆，会进胡音务胡乐。”《旧唐书·舆服志》记载很多长安城“胡化”方面资料，衣冠服饰尤为突出，“宫人骑马者皆著胡帽，靓装落面无复障蔽，士遮之家又相仿效……，俄又露髻驰骋，或有著丈夫衣服靴衫，而尊卑内外斯一贯矣”。唐代人们受胡风影响，审美发生变化，装饰、服饰也以胡装为美，陶瓷艺人也受影响，将外来装饰、服饰文化融汇陶器艺术中。

　　在唐代时期，直接受外来影响的陶瓷器很普遍，这种影响促使陶瓷器发展品种增多。

　　胡人骑马狩猎俑群出土于西安市东郊新筑乡唐金乡县主夫人合葬墓，共5件，均高35～29厘米(15)，均为胡人形象，穿着胡服骑在马上，有的臂驾猎鹰、有的带有猎豹准备扑捉猎物、有的马背驼猎狗警惕观望、有的手举鹰鹞策马，个个手拉缰绳，神态紧张，踩蹬呼唤，坐骑色彩各一，蓄势欲动，神采飞扬，整个场面惊心动魂。由于天长日久，有的粉彩脱落，但刻划形态准确，神情动人，虽然经过千余年仍是神盛气足，惟妙惟肖(图七)，这是当时西域胡人喜欢马，骑带着鹰隼、猎犬、猎豹等狩猎的真实情景。关于狩猎纹在汉代的绿釉陶钟等器物上出现，西安市三桥出土的唐三彩带把凤首壶的腹部为胡人骑马狩猎图；西安市东郊灞桥出土的三彩方枕，上面两个大侧面为骑马拉弓与骑马追赶，两个小侧面为奔鹿，四个侧面构成完整的骑马狩猎图。这些图像与陶俑都是初、盛唐时期当时的狩猎与骑马活动情况，是贵族生活的反映，带有操练习武的军事性质。唐代章怀太子李贤墓壁画有此类图，西安市何家村曾出土狩猎纹银高足杯，西安市火车站西出土的狩猎骑马带把银杯等，史书多有记载。《太平广记·四六零引宣室志·邺郡人》：“邺人家所育鹰隼多，皆莫能比常臂以玩”。《朝野龠载》卷五：“太宗养一鹘，号曰飞将军……。”狩猎图像在萨珊银器及萨珊艺术中为题材的很多，骑马射猎纹在中亚、西亚的器物上也常见(16)，经过研究分析，在唐代增多，所带的猎狗、猎豹、鹰鹞等是外来进贡。《唐会要·卷一百》记载“波斯国多骏犬，今即谓波斯犬也。”贡犬记载始於万岁通天二年(697年)。在天宝元年(762年)，唐肃宗曾发布一道“停贡鹰鹞、狗、豹”诏令(17)。猎豹来自天竺、安国、康国、波斯国、大食国、河咄罗国、史国等等(18)。当时猎豹是一种外来的动物，猎鹰一类多数也是外来，咸通7年(866年)沙州节度使张义潮进“青骸”鹰，开元三年(715年)东夷君长贡白鹰，开元、天宝、大历年间，渤海部落贡献许多‘鹰骸’(19)，狩猎人物是胡人形象，猎鹰与猎豹也是外来的，因而唐代狩猎陶俑是受外来影响而出现的。

　　西域乐舞盛行於唐代并丰富陶器内容。1971年陕西礼泉县马骞村昭陵陪葬墓郑仁泰墓出土一组彩绘乐舞俑，舞俑二件，跪坐奏乐俑14件。1985年陕西省唐韦涧墓出土一套6件跪奏乐俑，手中分别执有萧、琵琶、箜篌、打板、笛等正在演奏，场面生动，似乎听到了悠扬的乐曲。唐金乡县主墓出土一套5件骑马女乐俑，分别用箜篌、琵琶、腰鼓、筚篥、铜钹演奏，同墓还出土十八件男骑马乐俑吹奏表演，乐器有横笛、胡笳、羯鼓、筚篥等(图八)，1957年陕西省西安市唐鲜于庭悔墓出土一件高58.4厘米三彩骆驼载乐俑，高大的骆驼上载有一高歌欢唱的胡人，周围坐有四位乐俑奏乐，这是载歌舞驼乐队向长安京城走来。音乐到了唐代有了很大发展。这时音乐分为宴乐和雅乐。宴乐指宴会中所奏的音乐，雅乐是祭祀天地、宗庙以及朝会时所用的音乐。“十部乐”是长时间发展而来的，丰富多彩，它是广泛地吸收各地民族乐舞编成的，当时音乐总称为“十部乐。”“十部乐”中有龟兹乐、西凉乐、康国(今中亚撒马尔罕)乐、安国(今中亚布哈拉)乐、扶南(柬甫寨)乐、高丽乐、高昌乐、燕乐、清乐、天竺乐，多是外来。许多乐器如琵琶、箜篌、腰鼓、羯鼓、答腊鼓、筚篥等来自少数民族地区与国外。当时人们喜爱外来音乐，成为社会时尚。上至宫廷贵族，下至一般百姓，正如王建《凉州行》所写“：“城头山鸡鸣角声，洛阳家家学胡乐”。在西域音乐文化中，有名的龟兹乐器，四弦曲颈琵琶、筚篥、横笛与羯鼓均被唐代所用。歌舞中从中亚而来的“胡腾舞”、“拓枝舞”等。《册府元龟·卷971》、《唐会要·卷99》记载：由俱密、史国、米国、康国等均向唐送舞女、胡旋女，这些国家曾把乐器与舞女贡给唐王朝(20)，满足上层人物，就连唐玄宗、杨贵妃也喜欢胡旋舞。白居易诗中有记载：“臣妾人人学团转”。上述歌舞题材的陶俑正是当时歌舞演奏的再现。在陕西省耀州黄堡窑近几年考古发掘中出土很多瓷鼓残片(21)，这种鼓原是西域打击乐器，在南北朝时期传入我国，据唐人南卓《羯鼓录》载“两杖鼓，下以小牙床承之，击用两杖……，故又称两杖鼓”。瓷质鼓始于隋，唐代开元、天宝年间盛行，以后继续烧制，形状如同腰鼓。唐代这种以黑釉为地，釉面有月白色的窑变花斑为饰的鼓，故称“花鼓”。从出土资料，在河南鲁山段店、郏县黄道、山西交城、河北定州均烧制。这种瓷花釉鼓就是受西域影响烧制的。1959年安徽合肥市出土长沙铜官窑青瓷褐斑壶，高22.8厘米(22)，在腹部流和耳的下部模印表演舞蹈人，还施褐彩，歌舞人物都是西域人形象。在湖南长沙望城县铜官镇长沙窑出土大批残瓷器及残片中，有西方人形象装饰图案，内容为印度、大食国、希腊、波斯、拜占庭等国人，有男女舞蹈与演奏者，均为外国人形象，与印度古代雕塑的“三道弯式”造型及面貌特征一样，具有印度程式化美术装饰特点。是印度舞蹈者(23)，这类纹样装饰的瓷器多姿多彩。陶狮子舞由西方传入我国。胡人表演，从宫廷到民间流行，“太平乐亦谓之五方狮子舞(2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斯塔那336号唐墓出土狮子舞泥俑，高12厘米，泥彩绘，可以看狮子是由人扮演，上面是狮子装，下面是两人的腿脚，它是按外来人扮狮舞形象塑造的。唐杜佑《通典》卷一四六记载演出情形；“缀毛为衣，象其低  仰驯狎之容，二人持绳拂为习弄之状。五狮子各依其方色。百四十人歌《太平乐》舞  以从元，服饰皆作昆仑像”(与狮子舞泥俑相似，除了舞狮子俑外还出土了昆仑俑。山西太原西郊出土一件驯狮表演纹饰的瓷扁壶(25)，是当时盛行胡人舞狮的反映。《五方狮子舞》(26)就是其中一种。总之，这些外来的音乐舞蹈受西域与周边国家及少数民族的影响，经过唐代艺人的创造，融合于传统乐舞之中，在表演上出现了新的特色。这些繁杂而优美的乐舞表演被烧陶艺人用陶瓷表现得活灵活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