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打马球陶俑，西安市临潼区博物馆藏4件泥质红陶塑造得非常生动。1959年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县在王村唐中韦后弟弟韦洞墓出土4件彩绘陶打马球俑，西安市韩森寨墓出土黄釉堆花壶，壶嘴下堆塑打马球的图案(27)。另外，1972年陕西省乾县章怀太子墓出土的壁画中有一幅《马球图》，1975年在江苏邗江出土一打马球铜镜，它们形象生动地反映了唐代马球竞赛的激烈场面。当时在唐大明宫内还设有球场，1956年在遗址内出土一块石碑，刻有含光殿及球场等，“大唐大和辛亥岁乙未建”。据史料记载打马球运动在上层人物中流行。唐代打马球运动发源于波斯，其后西行传至君士坦丁堡，东传至土耳其斯坦，由土耳其斯坦再传入中国西藏、印度诸地，初唐传入长安(28)。即波斯传入中国始于唐太宗时。封即演云：“太宗常御安福门，谓侍臣曰：“闻西蕃人好为打球，此亦令习，会一度观之。昨升仙楼有群蕃街里打球，欲令朕见。此蕃疑朕爱此，聘为之……”(29)。唐玄宗就是打马球的能手。临潼区博物馆等藏打马球俑与瓷器上的打马球浅浮雕图案，就是从波斯传入后流行将这项外来的体育运动表现在陶瓷上。

　　唐三彩凤头壶，藏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1959年于西安市西郊三桥镇唐墓出土。高34厘米，整体呈椭圆形，鼓腹小口，壶口为凤首，凤冠较高，小口平沿外侈。双目圆睁，嘴含宝珠，长颈，扁椭圆腹，高圈足，呈喇叭形。曲柄，柄两端分别与壶口、肩部粘连，腹部两侧纹饰为凤鸟纹与骑马狩猎纹(图九)，陕西省博物馆也藏一件，1959年于西安市征集，造型雷同，高32厘米，腹部两侧纹为宝相花，圈足莲瓣纹，施三彩釉。甘肃省博物馆藏一件，高31厘米，甘肃天水市出土，与陕西省博物馆藏造型纹饰相同，不过在腹部的宝相花周围是凸出表面的珍珠底纹。这类壶又称“带把壶”、“胡瓶”。此造型壶与出土的金银器带把壶相似，例如内蒙古敖汉旗出土的李家营银带把壶、河北省宽城出土的银壶，特别是与中亚粟特银带把壶相似，该壶应属粟特器，在7—8世纪时代，在西亚、中亚常见到，作品具代表性。公元7世纪初装饰翼骆驼纹的高颈带银壶最相近(30)。它们之间的差别是瓶口，一个为长形流，另一个为凤头口流，造型美观。唐玄宗曾赐过安禄山金花大银胡饼(瓶)，安禄山也献过金宝钿胡壶(31)，当时朝廷内流行。三彩凤首壶时代为盛唐，是粟特银胡瓶传入中国后，经过陶瓷艺人创新，又将中国传统及中国化的外来纹样(指宝相花、联珠、忍冬、狩猎等)进行装饰，又发现多件。用瓷烧制的也发现多件，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一件青瓷龙柄凤头壶，唐初，壶口与盖结合塑成凤头，细长颈，椭圆腹，高圈足，呈喇叭形。口沿、颈、腹、胫部由数组弦纹隔成不同的装饰区间，分别饰以粗圆的联珠、忍冬、莲瓣、流云、人物、葡萄、宝相花等。柄为龙形，龙头伸在壶的口沿，前肢抚着壶肩部，后肢抓住底座，造型美观，通体施青釉，胎质细腻坚硬。印度尼西亚苏拉威西马洛洛斯曾出土一件唐白瓷凤首执壶(1959印度尼西亚赠送照片)。1959年广州市瑞南路出土一件唐青瓷凤首执壶。瓷带把凤首壶，发现多件，传统风味浓，可以看出它已成为生活中的实用品，并通过贸易运向海外。

　　三彩折腹碗，于1960年乾县唐永泰公主墓出土(32)，现藏陕西省历史博物馆，高7.4厘米，口径17.2厘米，敞口，腹中部凸起一棱，弧形腹，圈足。通体施绿与乳白花色釉，器内以乳白釉为地，并有十二道绿色重条纹饰，其间夹杂赭色细浅纹釉。器外腹以凸棱为界，分上下两段，乳白釉为地中间上下自由扩散绿釉，整体色泽绚丽富贵。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藏一件搅胎褐色釉折腹碗，属低温陶器(图十)。“折腹碗是受西方影响的器型，折腹碗器物是西方陶器，是金银器较流行的形制，折腹器对中国的影响反映在八世纪初陶器上”(33)。唐代陶瓷器造型模仿金银器造型较为普遍，而有的金银器是模仿西方金银器，三彩折腹碗就是例。西安市南郊沙坡村唐墓出土一件唐代金银器折腹碗(34)，即银花鸟折腹银碗。何家村出土二件银折腹碗，内部分别有墨笔书写的“十五两半、纯”与“十二两”。口径分别为17～19.2厘米、高7～19.2厘米，高7～7.8厘米，腹部制成折腹，起到固器身以防变形。陶瓷折腹碗的装饰，并不起加固作用，因此陶瓷器折腹碗是仿银折腹制作为了造型的美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