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所以被尊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是因为他开启了一个时代，即文化创造和文明进步的时代。据《易传》说，神农氏没后，黄帝、尧、舜氏作，三圣“垂衣裳而天下治”，文化在创新，社会在进步。黄帝“刳木为舟，剡木为楫”，发展了水上交通。“服牛乘马”，发展了陆路交通。还“断木为杵，掘地为臼”，把野处之“穴居”易之为“宫室”，改善了生活方式。改变丧制，把“厚衣之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的习俗，“易之以棺椁”。把“结绳而治”，易之以“书契”，创造了文字。重要的是，黄帝又“修德振兵”，“抚万民，度四方”，最终以武功建立起万国诸侯共尊一主的具有联盟性质的中央王权，并尝试以德、法结合来治理国家，开启了与此前伏羲、神农的无为而治不同的武功与文治相结合的新时代。总之，在当时条件下华夏大地上所可能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人们都将其与黄帝联系在一起，黄帝也成为华夏族文明的象征。所以，后人尊仰黄帝是理所当然的。

　　较早提及黄帝的古文献，主要是《左传》、《国语》、《逸周书》以及《管子》等。如《左传·昭公》记“遇黄帝战于阪泉之兆。”《国语》谓：“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管子·任法》：“故黄帝之治也，置法而不变，使民安其法者也”，等等。这些文献多是对黄帝事迹的追寻，而对黄帝的言论记述得很少。随着社会上黄帝崇拜的升温，在战国中后期出现了诸多依托黄帝所著的书。《汉书·艺文志》著录有12类26种之多，涉及到先秦及秦汉时期的道家、阴阳家、小说家、兵家诸家以及天文、历谱、五行、方术、医经、神仙等诸多领域。其中的道家类著作如《黄帝四经》、《黄帝铭》、《黄帝君臣》、《杂黄帝》、《力牧》等，是后世所称的黄老之学的著作，这些书大多亡佚。特别是亡佚后又失而复得的《黄帝四经》（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则记有所谓黄帝的一些言论。这些托名黄帝的道家类的书，其基本精神属于道家，学界称其为黄老之学。

　　“黄老之学”兴起于战国中后期，盛兴于西汉前期。但“黄老”之称则出现得较晚，大约是在汉代才有的概念。黄老之学不能简单视为黄帝学与老子学的结合,因为虽然战国时期已有了丰富的黄帝文化，但尚无严格意义上的“黄帝学”。黄老之学应该看作是托名黄帝，以老子及道家精神为主旨，吸收并综合了先秦各家特别是儒、法诸家思想而形成的新道家。黄帝文化与道家思想的结合，是道家依据新形势在黄帝及尧舜崇拜升温的情况下所做出的自身调整和应对。

　　需要指出的是，老庄道家的精神旨趣与黄帝的文化精神本来并不完全相合甚至相抵牾。我们知道，黄帝文化的精神是积极有为，富于创造，勇于探索的，他总是坚持以法治国，以德驭民，并且能与时俱进，创造文明，尽力把社会推向进步。然而道家则崇尚自然，安于无为，在人生态度上主张守柔、不争，反对种种巧智和离开大道的种种作为；在社会理想上主张“小国寡民”和“无为而治”，故对伏羲、黄帝以来包括器物和制度在内的种种文化创造，都视为是对自然本真的破坏而加以批评，老子所谓“朴散则为器”，“智慧出，有大伪”，“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就是这种态度的集中表现。庄子甚至指名道姓的批评黄帝，说“黄帝始以仁义撄人之心”，还说“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乱莫甚焉”，认为他们破坏了自然的常态，违背了自然的运行规律，主张回到原始质朴的远古时代去。

　　问题在于，道家在战国中后期为什么从对黄帝的批评转而为颂扬、推崇和吸收，并把黄帝与道家思想结合起来，使其学说偏离了原来的方向，形成了黄老之学？这是需要深入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