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这是由尧舜崇拜发展到黄帝崇拜的必然结果。从文献看，春秋时的孔子和墨子都未言及黄帝，而推尊尧舜。墨子多次申述“贵尧舜禹汤文武之道”。到孟子时则“言必称尧舜”了。当时社会上有一种倾向，就是尊古而贱今，“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见《淮南子》），在当时追寻往圣先哲，确立圣道权威风气的推动下，从尧舜而上溯及黄帝、神农、伏羲，三皇五帝成了人们崇拜的对象。于是乎“羲、农、黄帝之书一时杂出焉”，“百家之学，多争托于三皇、五帝之书矣。”（章学诚语），对黄帝的崇拜，应该视为世人对轩辕氏在统一上古中华以及其文化创造中的功绩的认肯和赞颂。司马迁在《史记》中专门写了《黄帝纪》，在追述了黄帝的身世、族史以及功绩之后说：“学者多称五帝，尚矣！”即学者们称颂五帝是已很久远的事了。虽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儒者对此不传，但他通过长期走访，“西至空峒，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发现各地“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所流传的有关黄帝的事迹与古书所记大体不差。可见，黄帝崇拜是在历史上形成的，也是有其历史根据的。换言之，道家与黄帝文化结合以及黄老之学的产生，正是战国中后期黄帝崇拜的产物。

　　其次，变革的时代也需要黄帝文化，道家只有调整自身，才能适应社会。战国中期，各国为富国强兵，都相继进行变法，社会也在发生着变革。当时变革总的趋势，是促使社会的封建化，促使社会的进步。于时各种思想流派也都做了顺应时代的变通。此时，道家也开始转变了“无为”的消极立场和态度，从形而上的玄虚走向了社会生活层面，并一反已往对礼法制度的批评，而转向对法家“法”的吸收和对儒家“礼”的包容。《黄帝四经》中“道生法”的命题，就直接把道与法统一起来了。黄老之学把“法自然”转变为积极顺应规律的“循理而动”，把“无为”引向积极应世的“无为而治”的政治实践，从而开出道家向务实方向发展的新阶段，其后一直影响到汉代前期。可见，一方面黄帝文化影响了道家思想的转变，同时，道家也需要黄帝文化以适应时代，正是这二者的互动，才促使了道家向黄老学的转化。

　　在黄帝文化与道家文化的互动中，既改变着道家的价值取向和文化特征，也改变着远古以来的黄帝形象。黄帝在道家的心目中，从一位积极应世、勇于创造的帝王而成为一位“无思”、“无虑”、“无为”、“无累”，顺任自然、追求自由的“得道”者了。《列子》中所谓黄帝梦游华胥国的典故以及他对华胥原始文化的憧憬，已在社会理想和生活态度上把道家与黄帝文化紧密结合在一起了。但无论如何，黄老之学对传扬黄帝文化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