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十世纪的中国宗族研究（之二） |
| 添加日期:2007-7-11 13:34:00
作者: 新闻来源:中国论文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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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江西是宗族势力强盛地区，长期以来缺乏专门的研究，近年来这一情形有所改变。梁洪生、邵鸿对乐安县流坑村董姓宗族进行了个案研究。梁氏《家族组织的整合与乡绅——乐安县流坑村“彰义堂”祭祀的历史考察》（周天游主编《地域社会与传统中国》，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一文，论述了明代嘉、万年间乡绅通过建立“彰义堂”等措施对家族组织进行的整合、强化及影响。在此文的基础上，梁氏又发表《江右王门学者的乡族建设——以流坑村为例》（《新史学》第8 卷第1期，1997年），集中论述王门学者如何进行乡族建设， 并在更大的社会背景中探讨其成效和动因，指出嘉、万之际由于乡绅管理层的形成，流坑董氏宗族得以整合，社区秩序得以控制，基层权力让渡的社会基础是大族，让渡的客观要求是动乱的抚治。邵鸿《竹木贸易与明清赣中山区土著宗族社会之变迁——乐安县流坑村的个案研究》（《地域社会与传统中国》）指出，清代流坑较发达的竹木贸易经济不但不是宗族的腐蚀剂，而且为其发展创造了新的条件。又在《明清江西农村社区中的会——以乐安县流坑村为例》（《南昌大学学报》1996年增刊）中指出，清代前期流坑村会社组织的显著发展，教育、经济、宗教祭祀、娱乐等各种类型的会社兴盛，主要是作为宗族的辅助性功能组织出现的，是适应社会变迁，巩固和发展宗族组织的一个重要途径和体现。许华安探讨了清代江西宗族，他在《试析清代江西宗族的结构与功能特点》（《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1期）中指出， 清代江西宗族的结构特点是族产薄弱、祠谱发达，宗族的功能特点是礼法观念趋淡、社会功能上升。《清代江西宗族族产初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1期）认为，清代江西族产来源具有大众性、平民性、普遍贫弱的特点，族产的管理、经营也有一定的民主性和功能性。
江苏（兼及浙江）。苏南是义田的最早诞生地，也是义田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明清江苏宗族的研究集中于族田方面。冯尔康《论清朝苏南义庄的性质与族田的关系》（《中华文史论丛》1980年第3 期）一文把义庄放在宗族制度中探讨。张研《试论清代江苏的族田》（《历史论丛》第5辑，1985年）比较全面地探讨了江苏族田的形态。 范金民《清代苏州宗族义田的发展》（《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3期）指出， 乾隆、道光以及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是苏州义庄发展的三个阶段。义田设置方向向下层宗族转移，义庄地址向城镇转移，是清代苏州义庄的新特征。朱勇探讨了江南宗族法的功能，发表了《清代江南宗族法的经济职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4期）、 《论清代江南宗族法的社会作用》（《学术界》1988年第4期）等文。望族的研究也受到重视， 吴仁安发表了《上海地区明清时期的望族》（《历史研究》1992年第1 期）、《明清时期上海地区的望族及其盛衰消亡探微》（《谱牒学研究》第3辑，1992年）等论文， 并在此基础上著有《明清时期上海地区的著姓望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一书，将望族分为官宦世家、豪门右族和文化世族几种类型，指出望族门祚在四世者居多。著姓望族大都由科举制度造成，其兴盛得力于好品行、祖宗的榜样作用、有选择的婚姻等，而良好的教育则是必备条件。日本学者佐藤仁夫《清朝中期江南的一宗族与区域社会——以上海曹氏为例的个案研究》（《学术月刊》1996年第4期）一文，论证了曹氏望族形成、发展的过程， 探讨了曹氏家族的婚姻网络以及社会活动的扩大和发展等问题，并由此论证了明末清初以来地区行政逐渐为地方望族和绅士所控制。王培华《明中期吴中故家大族的盛衰》（《安徽史学》1997年第3 期）使用归有光《震川集》有关资料，论述了赋役同宗族的关系。钱杭、承载的《十七世纪江南社会生活》（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二章“江南的宗族和社会生活”，对宗族的救济、教化、辖制等问题有所论述。韩凝春《清末民初学制变革中的江浙族学》（《天津师大学报》1996年第4 期）将学制变革以前的旧式族学与变革中的江浙族学作了勾勒和比较。
由于对南方诸多地区的宗族研究已取得了较多的学术成果，一些学者尝试进行不同地区宗族的比较研究。叶显恩发表了《徽州和珠江三角洲的宗法制比较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4期）一文， 从生态条件竞争、宗法制传承的典型与宗法制的变异、宗法制功能偏重等方面进行比较，认为作为传统宗法制传承典型的徽州宗族组织，其主要功能在于谋求并维护本宗族的社会地位及特权；而珠江三角洲的宗族组织则因明代中期后商业化的发展而转向发挥经济功能，无论是宗族的普遍化还是宗族族产的多样化等方面，都显示出宗族的经济功能是商业行为，而不是徽州的道义经济。王日根《明清福建与江南义田的比较》（《学术月刊》1996年第1期）一文，比较了福建、江南义田的设置者、不同的发展趋向和设置目的。
（五）当代宗族研究
80年代以来，在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背景下，随着农村生产责任制的推行和人民公社制度的解体，农村宗族经过30年被打击、压制而销声匿迹后，又重新活动，主要表现在祭祖联宗、编撰族谱、修建祠堂、组织农村乡俗活动、控制社区秩序等等。如何看待宗族的复兴或重建，关系到国家政权对基层社会的控制问题，关系到民族文化的评价问题，也关系到社会转型及现代化问题。一般而言，如今的学人都能有分析地、辨正地看待宗族问题，避免了简单化。不过对于当今宗族活动的定位，仍具有较强的倾向性。 |
责任编辑:加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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