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历史经验，它的功能也是用作于对自身历史经验的解读。为此，每一种文化都有它自身的独特性、自身的限定性。如果一个民族丧失了文化上的自主性，不能用自己的文化来解读自身的历史、自身的经验，听任其它文化超越其限定来读解来裁剪时，必定产生对自身生活世界的误读与误导，引发出民族生存的危机。中国任何一种现象都只能在别人的概念框架中去获得解释，好像离开了别人的命名系统，我们就无法理解自己在干什么，我们的生活意义来自‘别人的定义’。面对这样的现实，进行正确的价值引导，提高全民族文化自觉性，是教育无可推卸的责任!”④

　　应该认识到，教育不仅来自学校，来自课堂，来自书本，来自广播电视，报刊杂志，也来自百姓的口口相传，来自民间的老宅旧院。文化遗产是一个民族精神情感的重要载体，是民俗风情的结晶，是普通百姓代代相袭的文化财富。这些年来，笔者一些移居国外的同学回来时都谈到这样的体会：出去后令他们梦牵魂绕的，是家乡的某个巷子，是他们住过的某个院子，是门前的一对石门礅，是后院的一棵老槐树，而未必是他们参观过的某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有时候，人们对于祖国的思念就是这么世俗而具体。但在国内的某些人眼中，在现代化发展的大潮之中，民间的这些劳什子是不足为惜的。而现代化是什么?他们以为，现代化的现成摹本便是西方国家的车水马龙、高楼大厦。既然认可了西方的现代化，要发展，就要把别的问题先忽略。正是由于这样的认识误区和文化盲点，导致这些散落民间的文化遗产，正在面临灭顶之灾。

　　美国的文学评论家弗雷德里克?杰姆逊在谈到这一现象时指出：在一些国家，现代性和现代化则被赋予一个新的、不同的含义，那就是赶超西方，特别是西方的工业。

　　在某些人的观念中，全球一体化即是世界西方化。费孝通先生对此是不以为然的。在他看来“我们主张对各个已有文化适应新环境的过程，应强调选择上的自主地位，但反对任何文化中心主义的思想和态度。为了使得各种文化在适应全球一体化的同时能发挥其选择上的自主性，我们认为首先各种文化应当有充分的自觉性，都应该有‘自知之明’。所以我们提出，当前要提倡文化自觉。”(参见费孝通《中华文化在新世纪面临挑战》一文)

　　一个民族无论如何都不能丢掉自己的文化，一个民族的文化就是该民族的自我意识。民族文化一旦遭到摧毁，这个民族就成为没有自我意识、没有主体性的民族，也就不能表达本民族独特的思想、经验、价值与利益，不能建立起解释自身生活世界、生活经验的意义框架，这实际上就是一个民族的自我放逐。在诗人眼中，便是失去了精神家园。尽管你的周围尽是高楼大厦，这同废墟没有两样，因为你的心灵已处在一片荒原之中了。

　　民族的自我意识乃是一个民族的粘合剂，是族群认同的根基。民族的自我意识一被消解，这个民族也就会因失去共同的价值信仰、符号体系而分崩离析。为此，一个民族对本民族文化的体认，关系民族的生存与发展。这一点在当今全球化的浪潮中，尤为重要。⑤

　　观念层面的意识需要器物层面的文化来支撑，而作为器物层面的民族文化，则需要动员整个社会——从官方到民间——来加以呵护。千年的文明古都西安，应该成为一个活的标本，一个令人读之不尽百感交集的“文化容器”。在各种文化的冲突和张力中，来形成它多元的、丰富的、具有浓郁地域特征的面貌和品性。

　　我们必须认识到，只要资金到位，现代化的高楼大厦可以像雨后春笋一样拔地而起。而传统的那些老宅子，一旦毁坏，则万劫不复。像大明宫、未央宫、含元殿、曲江池、以及唐代那108坊。那些宫啦、殿啦、池啦、坊啦，都跑哪里去了，还有那个比圆明园还要壮丽的阿房宫：“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楚人一炬，可怜焦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唐?杜牧《阿房宫赋》)。无奈现在我们只能在地图上或路标上来认识它，或是从线装书中通过那些诲涩古奥的文字去理解它了。如果今后西安的历史只能通过文本中的符号来加以说明的话，那么所谓“古都”，便只是一个标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