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这是一个没有和反对社会分工的世界。在这个社会里，军人不仅要学军事，还要学习政治，学习文化，不仅要从事农副业生产，还要办一些工厂，同时，还要参与地方的群众工作和批判资产阶级。不用说，工人以工为主，也要蒹学政治，军事与文化，并批判资产阶级；农民以农为主，也要蒹学军事，政治，文化和批判资产阶级；学生以学为主，蒹学别样，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毛泽东实际上不承认社会分工，更不承认分工意味着进步。 

   其次，这是一个学校式的社会，也许他认为，学校式的社会更有活力。在他看来，全国都应该成为一个大学校，在这个大学校里，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毛泽东要求把解放军办成一个大学校，进而希望全国都像解放军那样。在这个大学校里，人们相互学习，大家一起学习解放军，一起学习毛泽东思想。在这个大学校里，知识分子没有多少地位和用处，因为知识分子所拥有的“知识”，在其中没有多大用场。不用说，这是一个各方面包括制服与发型，都整齐划一的社会。 

   第三，这是一个只承认“道德人”，而不承认“生物人”的社会。雷锋，杰，愚公，张思德，白求恩，欧阳海，刘英俊，一个又一个的英雄人物，越来越“多”，也越来越高不可攀。有许多英雄人物，在牺牲之前，一定要高呼“毛主席万岁！”，或者在临死时手中还要紧握语录本。一方面树立一个又一个高大而又辉煌的榜样，要求人们学习再学习；另一方面，则通过“斗私批修”，狠挖私字“一闪念”，甚至“群众运动”等触及灵魂的方式，来进行思想革命。毛泽东的理想是建立一个人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道德社会，他甚至把知识分子的知识，也视为“私有财产”，从而把知识分子划归资产阶级。他要求清除一切可能导致资产阶级法权的根源，而完全忽视了人的物质方面的需求。 

   第四，不用说，这是一个贫富均匀，自力更生和知足常乐的社会。毛泽东想通过土地的国有，集体所有和十分有限的“均田制”来控制小农以及可能产生的“资产阶级法权”。显然，平均主义在中国民间有着深厚的基础，毛泽东不仅满足了人民的此种愿望，还把它当做十分有效的资源而充分的加以利用。回归“延安精神”，被赋予了近乎绝对的价值，非常不幸，本来十分可贵的自力更生精神，却与关门主义结合了起来，使它几乎成了盲目排外和闭关自守的近义词。此外， 

   “忆苦思甜”不仅成为人们感恩戴德的表达方式，还成为告诫人民知足常乐，克制欲望的最有效的基本途径。在这个社会里，不仅欲望得到控制，而且不需要爱情，因为她属于“小资情调”，这一点多少与柏拉图的“理想国”相似。 

   为了建立这样理想的“大同”社会，毛泽东采取了寻乎异常激进的途径和方式：让处于青春期之中的青少年，模拟青年毛泽东，大“闹”革命，向除自己以外的一切权威挑战，捣毁一切现存的社会秩序，“破坏一个旧世界”；让知识分子和知识青年去“牛棚”或“上山下乡”，接受工，农，兵的改造与“再教育”；让工，农，兵可以直接上大学，甚至还要他们来管理和改造大学，而且，这一切不必经过任何诸如考试之类的程序；让大，中，小学及所有教育部门，一概“开门办学”，以社会为课堂；或干脆在工厂里开办“七二一”大学；让机关干部去“五七”干校劳动锻炼；让城市里的医务工作者，去乡下为农民服务，进而在农村大力建设农民自己的医疗队伍即“赤脚医生”；在军队中取消军衔制，把军队建成“大学校”，并把全国建成军营，全民皆兵，工厂，农村，学校，机关，商店，一概采用“团，营，连，排，班”的建制；让军队去“三支两军”，执行管制，宣传，和训练全社会的职能；让古人的（如春节）和洋人的一切“四旧”（封，资，修）统统见鬼，而代之以毛泽东思想。 

   于是，就出现了许多按常理很难理解的怪事，例如，象小靳庄那样，“社会唱戏，请人种地”；考试答白卷者，照样可以上大学，等等。 

   事实表明，毛泽东的确破坏了他不喜欢的那个世界，但他并没有能够建立起他所向往的“新”世界，因为，他的理想不过是一个乌托邦式的幻想。实际上，毛泽东未能在破除“四旧”以后，具体地提供什么是“四新”，而且，他用以破除“四旧”的方式和武器，甚至可以说也是旧的。 

   从文化人类学关于“土著主义运动（千年王国运动）”的分析角度出发，可以说，“文革”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土著主义运动”的明显特征。例如，不论毛泽东是否意识到或是否愿意，他都以“先知”，“导师”，“预言者”和“大救星”的面目出现；在他身边或被他信任的人，实际上充当了类似于萨满或牧师的角色；运动以宗教狂热的方式展开；其指向虽说是与传统相决裂，但实际上，仍以回归“传统”为特点之一，这个“传统”不仅是“革命”的（长征和造反），而且，还是历史的和民俗的（“大同”和平均主义）；运动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美好和永恒的新世界，相信这个新世界在人类历史上，具有普同和终极的意义（被中国的乡俗社会加以改造后的“共产主义”）；绝对的排外和与外部世界的隔断及对立（反帝，反修和打倒各国反动派）；等等。“文革”的确具有极端排外的性格，“洋奴”，“卖国贼”，“里通外国”的罪名，随时可以成立，与国外的任何联系，都可能是危险的。在与外部世界的对抗中，人们有明显的危机感，“备战，备荒”，就是为了应付危机的。 

   根据有关“土著主义运动”的理论，传统社会的破产，固有文化所受外来文化的冲击以及因此而引发的危机，外部世界的压力等，通常构成促发“土著主义运动”爆发的基本背景。回顾本世纪５０年代至７０年代，中国数千年的社会传统面临艰难的转型；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一种外来的文化）面临进一步“中国化”的任务；西方各国对新中国的封锁，以及与苏联的反目，使中国陷入先是被孤立，然后是自我的“光荣”孤立等等，都对“文革”的发生及其走向，施加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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