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致力于民俗学的工作，是从搜集民间文艺作品开始的。在本世纪20年代初期，我受了北京大学歌谣征集处（后改为歌谣研究会）征集近世歌谣的影响，开始在故乡（海丰公平镇）一带搜集当地流传的民歌土谣。稍后，又把搜集的范围扩展到一般民间叙事作品（神话、传说、幻想故事、民间趣事等）及其他民俗资料。差不多跟这同时，我对于那些野生的文艺，也初步进行了理性的考察（当时在《歌谣》周刊连续发表的一组《歌谣杂谈》，就是这种考察所得的初穗）。我当时考察所用的观点，主要是文艺学的。因为，国内现代意义的民俗学还在发生时期，没有多少理论上的成果；国外学说的介绍也是初步的、零散的；而我自己也只在文艺理论方面（包括传统的和新输入的）多少还有一些知识。

　　20年代后期，我不但对民俗学范围的主义逐渐伸展了，而且对于这门学科本身及相关学科的知识也在不断地扩充。我当时所能接触到地，主要是19世纪后期英国人类学派的民俗学理论，同时也开始涉猎了马克思主义学者关于社会、人文的学说。稍后，又对法国社会学派的文化理论感觉兴趣，有所吸取。与这些情形同时，我更多地接触了民俗事象（主要凭借近人记录及古代文献），唤起了自己地一些思考。这样就形成了“把民俗当作文化现象”地初步观点。

　　我把上述观点应用于学术研究，是在1930年前后（当时我在杭州浙江大学文理学院教书）着手进行《山海经》一书探究地时期。当时，我把那部古典著作中所表现的古代各种民俗事象（神灵、祭祀、征兆、法术、原始医药、自然神话、古英雄及古帝王传说等）加以疏理、论述。专著的名称，就定为《山海经之文化史的考察》（也简称《山海经研究》）。这部书，后来因为种种关系，没有全部完成和刊行（只印行过已写成的部分篇章，如《山海经是一部什么书》、《中国古代民众的医药学》等），但是，从所拟定的书名看，把“民俗作为文化现象”的意思是很显然的。这可以说是我这方面观点的发源罢。在那以后的两三年（1933年左右），我给一位努力搜集民俗资料的张清水所记录的口传故事集（《太阳和月亮》）作序，指出了故事中的许多原始风俗和观念（如禁忌、物体变形、近亲结婚及个体代替集体的观念等）的文化意义（“这个集子作为提供文化史和文化科学的资料，对于新时代拓荒的学者们……有着重要的意义”）。此序文在刊物发表时，就用了《中国神话之文化史的价值》的标题。这里的意思，跟上述《山海经》研究中所表现的，不是同样明白吗？

　　30年代中期，我在东京学习，先后诵读了那些关于原始时期和古代的社会文化史、民族学（包括民族志）、文化人类学等的著作（中间包括我的老师西村真次教授的《万叶集之文化史的研究》）。它们对我的学术思想有所启迪和丰富。我那原有的关于“民俗与文化关系”的观点，因之更加强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