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面对的新问题有：

　　（1）称谓和角色规范

　　最具挑战性的是，因为再婚而发生的家庭关系复杂化带来的角色调整和适应问题。

　　古德注意到角色转换方面的再调整过程。他认为，离婚后的调整包括改变他或她趋向于以离婚前周围的"参照的原点"进行思考的这一途径，来把这些变化和分裂融入新的个人生活中。

　　A.彻琳指出，我们这个社会对初婚过分强调，对于处理复杂性的再婚问题有害无益。如孩子在称呼"继父母"时的窘迫，说明我们的社会还没有发展出怎样处理这类情况的规范："如果一个重要的社会角色缺少一个适当的称呼，这个角色就不能取得制度性的支持，那么，这个角色的合法活动模式的普遍接受性也是成问题的……适当称呼的缺乏既是再婚生活中的一些问题的症状，也是其原因。"

　　吉登斯也说到从称谓反映出来的新的认同困难："继养家庭中的儿童也许会有两个父亲和两个母亲、两家的兄弟姐妹以及由父母再婚所导致的复杂亲属关系。就是称呼也很困难：孩子称继母‘妈妈’还是直呼其名？协商这样的问题是很艰难的，并且对所有的家庭来说，都是心理上的重负；但很明显，也存在实现新型社会关系的机遇。"

　　确实，我们的再婚家庭现在也处在规范不足甚至可以说规范"真空"的状态，以致每一个生活在再婚家庭中的人，在面临复杂的关系时，除了感到"陌生"、"别扭"和不知该怎么办，完全要凭个人感觉行事。我们为什么不能通过讨论逐步形成一个符合社会文明的、为公众认可的新的伦理规范？比如，探讨今天我们怎么做继母（父）？继父母的义务和权利，继父母对子女究竟有多大的管教权力？怎样管教非亲生的子女？与现在的配偶的前夫（或前妻）之间保持一种怎样的关系？双方子女之间的关系怎样处理？在再婚家庭中，行使孩子监护权的一方，在促进孩子和继父（母）沟通方面应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有什么好的经验？我们有根底深厚的传统"后娘"文化，为什么不塑造一个全新的、具有积极引导意义的继父母形象？ 　（2）适应与创新

　　我们在访谈中，既体会到"过去"作为历史包袱的一面，也深深感到昔日生活经验是一笔不可多得的财富。很多过来人都有这样的体会：初婚的经历，无论是天堂还是地狱，都是一种难得的阅历，就像树的年轮中留下的最深的那一圈轮迹；而走出婚姻的经历，是经历漫长的苦难后的一次勇敢自救；经历过这样磨砺的人，幼稚的变得成熟；浮躁的变得沉稳；脆弱的，变得坚强；脾气暴躁的，磨掉了火性；不善和他人相处的，变得随和；甚至原来以自我为中心的，也变得善为他人着想。

　　同时，我们在再婚者的适应中也看到了创新——比如，再婚的家庭关系中，最复杂的关系是财产关系。我们从个案中看到，现代人在协调这类关系方面比既往潇洒得多，一些持有现代观念的再婚夫妇，防患于未然，再婚之前，就做财产公证，把各自的权利和义务的边界划个清楚；也有的在婚后日常经济收支实行AA制。为了避免和继子女共同生活的尴尬，有的夫妇俩采取两栖式生活，做"周末夫妻"；还有的和继子女采取"不投缘就保持距离"的做法，如个案中有一对再婚夫妇把各自和前配偶生的孩子安排住到姥姥家，他们都支持对方关爱自己的孩子，但都很少与对方的孩子见面，有人说她这个当后妈的心太狠，但她始终认为，"与其因为一个无法沟通的孩子而毁了一段好姻缘，不如尽心尽意做一个好妻子，用我的真情去滋润一个好男人的心怀，他再用他那炽热的父爱去关心他自己的孩子，这样的良性循环不是也很好吗？"在空间上避免面对面冲突，做到相安无事，也不妨是一个明智的选择。现代人的这些解决矛盾的新选择，反把复杂的问题简约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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