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安娜安于做伏隆斯基的情妇，就像上流社会很多虚伪空虚的贵妇人那样，一切都会顺利进行。然而她不，她要和伏隆斯基生活在一起，而不是仅仅图一时的快感。这是她的丈夫和整个上流社会都不可能容忍的。他们开始了对安娜无止无休的精神折磨。卡列宁用伪善折磨安娜，把她推到情妇的地位（与上流社会的态度相符）；又无端的侮辱她，把她推入窘境使她无地自容，最残酷的手段是夺走儿子，不让儿子和她见面。而上流社会“嫉妒安娜，而且早已听厌人家称她贞洁的大多数的年轻妇女看见她们的预言实现了，感到非常快意，只等待着舆论的确定的转变，就把她们所有轻蔑的压力都投到她身上，她们已在准备着一把把的泥土，只等时机一到，就向她掷来。大多数的中年人和某些大人物对于这快要发生的社交界丑闻感到不快。”社会意识和本来就存在于安娜心中的道德意识一同构成超我的冲力向本我倾轧，使安娜陷入了不可名状的痛苦和精神折磨中不能自拔。这里面最沉重的压力，是她内在的精神枷锁。她对道德的认可和对上帝的信仰使她认识到自己在上帝面前是有罪的，“她永远也不会体验到爱情的自由，同时将永远是一个有罪的妻子。她知道，将来也会这样，同时，这是如此的可怕，以致她不能预见，事情将怎样结束。”然而我们的安娜如此勇敢，社会和卡列宁的力量加在一起都没有使她屈服，本我的力量、真善美的力量使她坚韧决绝的冲破了超我的阻力和枷锁，去寻找自己的真爱和合理的人生追求。安娜在反抗的过程中是孤独的，但是孤独而弱小的安娜能迸发出那么大的反抗力量，达到了力的极致，也达到了美的极致。那种被压抑的生气使她做出这样的人生抉择------宁可背上抛夫弃子的罪名，宁可与整个上流社会决裂，都要保持自己内心的真实和欲望的坦然，她要追求合理的人生，它与对爱情的追求是不可分割的，为了这一切她义无反顾。经历了千辛万苦，终于，安娜毅然决然的迈开了离家出走勇敢追求的步伐。

    出走的安娜，竟然没有一个幸福的结局，竟然以悲剧收场。这是怎么回事？初步看来原因在于她所爱的人它的精神寄托原来是华而不实的存在。伏隆斯基从根本上说决不是一个英雄，他不过是一个稍微有点精神追求的上流社会的贵族青年。他根本不可能为了爱情而抛弃他所熟悉和习惯的上流社会，更不可能放弃自己的前程，他可以忍受社会一时的对立，但为了自身利益绝不可能维持长久，他不理解安娜对生活合理化的追求，所以安娜说：“爱，我所以不喜欢那个字眼正因为它对我有太多意义，远非你所能了解的。”

    不久，安娜感到了伏隆斯基对她的厌倦，她痛苦得几近疯狂。她把一切寄托在这样一个柔软的靠垫上，并且在根本上成了伏隆斯基的某种附庸。到后来她甚至把他的爱情当作唯一的追求，只有爱情才是她活下去的动力，以至于甘愿做伏隆斯基的情妇。她的本我在一点一点的丧失，虽然她真诚的追求着，但由于她所追求的东西本身的虚伪性和浮华性使她本我中的激情和欲望渐渐的枯萎和腐烂。本我憔悴着，超我却在社会的压力和自我道德谴责下膨胀起来，与无助的本我构成尖锐的对抗和冲突，以至于自我这个起平衡作用的中介物再也无法承受这样尖锐的矛盾，从而导致了安娜精神的最终无法承受而崩溃。临死前有这样一句独白：“就在那儿！就在那儿正中间，我要惩罚他，我要摆脱所有的人，要摆脱自己。”她要摆脱这个无法调和的自己，所以选择了死亡。

二

    “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是子君的豪言壮语。可就是呼喊出这样豪言壮语的子君毁灭了。

    子君是五四时期受过一定教育的“新女性”，她有一定的自觉意识，有着个性解放、妇女解放的内在需求。而在当时“知识女青年”的意识里，则集中体现为爱情自由和婚姻自主。在这样的时代感召面前，子君毅然与旧日的家庭决裂，头也不回的和涓生去构筑自己的小天地。开始的时候，日子还是相对快乐的。但渐渐的，由于观念的冲突，矛盾产生了。涓生认为“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认为子君“只为了爱，------盲目的爱，------而将别的人生要义全盘疏忽了。”子君的死，涓生当然是有责任的。比之子君，涓生是现实的、清醒的，因此也是冷漠寡情的，他的冷漠寡情是子君的死的推动力之一，这是不容否认的。然而子君自己呢？她自己难道仅仅是牺牲品而不对自己的死负责吗？子君满足于把自己封闭在家庭这一低矮的屋檐下，在每天繁忙的家务中自得其乐，她满足于现状，在也不想有什么更高的追求。为什么当年狂热的呼唤个性解放的子君会变成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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