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在那个年代，把个性解放和妇女解放仅仅界定为爱情自由和婚姻自主本身就是不彻底的。所以开始时子君可以为了爱不顾一切的冲破旧家庭的束缚，并敢于蔑视那些讥笑的言语和嘲讽的目光，而当爱情自由和婚姻自主真正实现后，她就再也没有了其它追求，她满足于在窄小的家庭中享受庸俗的“欢乐”，她做家务做得几乎沉浸其中不能自拔，从来没想过要走出家务和小家庭的天空。她的幸福观是那样狭隘，她只想保有眼前的一切，而不想进行真正具有自觉意识的人生追求。爱情成了一切，以至于失去了爱情，人生就等于丧失了意义。她把依附于丈夫、男性的附庸的不自由当作自由，她仍然处在男权的阴影之下，更可悲的是自己还把它当作阳光。所以子君才会“负着虚空的重担，在威严和冷眼中走着所谓人生的路，这是多么可怕的事呵！而况这路的尽头，又不过是------连墓碑也没有的坟墓。”

    让我们来挖掘深层的心理原因。从弗洛伊德的三重人格心理结构看来，子君的超我人格层面是残缺而模糊不清的。她所具有的关于社会变革、个性解放、男女平等的意识都是社会在极其肤浅的层面上灌输给她的，这完全是外在的施加，既不全面也不深刻，甚至以某种变形甚至错误的面貌呈现，这些意识也从来没有被她真正理解消化到心理层面变成一种自觉自为的存在。她不像安娜，安娜有自己的信仰和道德意识，安娜的超我人格是完整而清晰的，所以才可能与本我构成激烈的冲突和对抗。而她在这方面是极其肤浅甚至残缺不全的。所以，当表面看来爱情自由和婚姻自主得到满足之后，她就再也想像不到还应该有更高的追求，更不可能自觉的想到个性的解放和男女平等仍然是一个遥远的存在。于是，在懵懂的状态下，本我得到了极大的释放，她忙家务，在厨房的盆盆罐罐中感到满足。可以说，本我和自我、超我并没有构成冲突，因为超我人格本身是不健全的和模糊的。她的超我人格是一种架空的存在，她把它挂在心上，欣欣然的自我感觉良好，而当这架空的存在被现实和涓生击得粉碎，她就再也没有可以依托的“信念”或“主义”，所以她的心理人格结构破碎了，她悲剧性的死就成了一种不可避免的结局。

三

    安娜与子君，同为女人，在不同的国家，都有着与其她女性不同的追求，都经历了一定的反抗和挣扎，结果都以悲剧告终。

    然而，这其中仍有着不同。安娜的死更有意义，而子君的死由于不值得而更富悲剧色彩。安娜的反抗比子君更有价值，安娜本身也比子君更幸福，这是我的观点。安娜所反抗的是心灵中道德的枷锁和社会的偏见，她的出发点是本性中的真、善、和美，她追求的是一份内心的真实，她要求被压抑的欲望的释放，要求对心底真爱的追求的满足，她倾其所有也要追求这一切，哪怕身败名裂，哪怕失去心爱的儿子。她的心理人格虽然处在矛盾冲突，以致带着某种病态的忧郁，却仍然是完整的。她的生命所填充的是她本性中最炽热真实的追求和渴望，因此是值得的。而子君，却是为了自己并不了解的某种所谓崇高的“理想”或“主义”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在某种程度上只是一个空洞缥缈的口号，而远远不是一个真正的实体，甚至就算是一个实体，是某种真正可以实现的目标，为它献身难道不依然是一种悲剧？以任何生命本体来浇筑某种哪怕真正十分崇高的目标，仍然是一种人生的悲剧，何况子君？她以有形之生命，在缺乏清醒而自觉的意识之下，满怀热忱的填充这种空无的“理想”“主义”，岂不谬哉？她在个我人格的残缺中为某种虚无殉命，所以我说她的悲剧色彩比安娜浓厚。

    当然，作为悲剧的本体，她们有相似的一面。那就是她们都缺乏清晰而健全的女性独立意识。她们从来没意识到自己应该是独立于男性的女性，造成她们人生悲剧最重要的因素就在于此。经济上，安娜附庸于她虚伪的丈夫卡列宁；情感上，她附庸于她浮华的情人伏隆斯基；思想上，她在很大程度上附庸于俄国对女性要求的传统（这在根本上仍然是男权社会的产物），在这样拥挤的男性世界中，安娜没有一丝自己的空间和呼吸地带。在这样的处境下她只有窒息而死。至于子君，经济和情感都依赖于丈夫涓生，她甚至就是为涓生活着，他是她的一切，所以当涓生说“我已经不爱你了”，子君“脸色陡然变成灰黄，死了似的”，当涓生不再爱她，她的生命就如同一根随风飘飞的羽毛，无处拴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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