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田野作业”一词，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文社会科学所应用，包括民俗学和文艺学。在我国，自五四以来，民俗学和文艺学即有结盟之缘，当时是由新文化运动的目标所决定的。在以后的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中，两者又发生了这样那样的联系。20世纪后期，现代方法论崛起，两者在某些部分上也时有并轨之势。本文试从现代方法论的角度简要探索这种关系。

　　民俗的表现形式之一是民间文学，而文学的知识之一是民俗。民俗和文学有着太多的相同资源、相同想像、相同观念、相同任务，及宗教、仪式和风格上的相同类型，这使它们纠缠在一起，相互影响、变化、生长和消歇。因此，研究它们的学问——民俗学和文艺学，也有着天然的联系，彼此有许多共同点，都可以用本民族成员所共享的和体验的民俗类型做分析，两个学科在相关对象的研究方法上也有相似性。对文艺学来说，十分重要的，也是很困难的，是研究文学现象的内部结构，它的创造和加工的过程，这类内容，需要用民俗学的方法去协助解决；而民俗事象也有其内在结构，需要借用文艺学的方法将之提升出来，从中找到它的诗性特征和表演风格。当我们在研究民俗的这种鲜明要素的时候，往往是在研究它的文学，这时文艺学的分析方法可以延用到民俗事象上。不过，文艺学的方法，只能发现民俗的诗性现象和民俗的法则，却不能说明它们。民俗学的方法，在分析文艺作品上，也需要通过中介转换，才能成为文艺学者的民俗视角，而不是直接兑换。在现代学术史上，田野作业的理论能使双方优势互补。

　　田野作业理论中的田野定位说，在打通民俗学和文艺学上，是一个重要关节。田野定位的含义，指在学术研究工作中，把学者的知识相对化，把个人当作研究对象的一部分，以利于有效地分析和阐释对象文化的资料。围绕它所构建的学说，可以研究民俗学和文艺学两个学科的历史关系，也可以分析两个学科在现代操作中的交叉现象，就学者对民俗事象与文艺作品的分析活动做反观和前瞻。近年来，民俗学等对象化很强的学科都十分关注田野定位问题，文艺学等主位意识很强的的学科也开始介入这类实践。一时间，人们多谈田野作业。当然，这种讨论，冠以“田野”二字，并非狭义地单指现场考察和实地研究，还有其他田野作业理论做支撑，有民俗学和人类学现代史的深厚背景。在其中，田野定位说，对营造一个不同学科的对话平台，特别有拉力而已。它还能让我们由此而入，发现田野作业整体理论对于不同学科建设的作用，所以，我们需要重点讨论它的思想观点和与之相连的细密方法。

　　一般认为，田野定位说的渊源，可追溯至马林诺夫斯基。从马氏的经验看，一个学者只有把自己的定位到与研究对象“亲近”的水平上，去掉好奇、歧视、乃至对立之心，才有资格阐释对象文化的资料。他在日记里写到，他当时和特罗布里恩岛岛民的关系就达到了这种水平：“当地人每天来看我，他们不再由于我的出现而新奇”，“他们把我当作他们生活的一部分”[1](p.8)。他在田野定位上所表现的这种自觉性，对传统和现代学者都有启发。

　　田野定位说的理论目标，是要解决在阐释对象文化资料上的基本问题。一方面，学者从事研究，要搜集和阅读材料；另一方面，学者在归纳和分析材料中也不能把自己框住，而要始终耐心地关注和使用所搜集的资料，对这些资料进行正确的描述和阐释。在如何描述和阐释上，学者的自我定位就显得格外重要了。这时，你再也找不到纯粹的“客观性”，相反，那些口称“客观性”的学者，往往把自己的解释加到对象的身上，结果是对学者知识的想象和对对方文化的估价都做出冒险之举，有时还会自告奋勇、兴高采烈地充当对方文化的代言人，直至导致学者在认识上的变形现象。有人还把这种变异归咎为文化视角的差异，其实不过是一种诡辩和托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