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行龙、毕苑：《秧歌里的世界——兼论民俗文献与中国社会史研究》，《民俗研究》2001年第3期。

②胡英泽：《从水井碑刻看近代山西乡村社会》，《山西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③殷俊玲：《晋商的奢糜之风》，《清史研究》2005年第1期。

    ④杨希枚：《<现代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研究和写作方法>译者序言》，《中国史研究动态》1987年第5期，第20—21页。

三、深化研究：有关的三个问题

    近20年来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要想深化中国近代社会史的研究，笔者在此重提整体观、长时段、现实感。

    整体观——重提政治史，避免碎化。年鉴学派在成立之初的目标，就是拒绝政治史和追求总体史，“把政治史赶下王位，这是《年鉴》的首要目标，也是新史学最关心的问题之一，虽然一种新的政治史或政治史观应在新史学中占一席之地”①。这是一种充满了强烈悖论色彩的历史观念的转变。屈威廉提出，“社会史可以消极地概括为：除去政治的一国人民的历史”，这一口号在年鉴学派的历史观念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同时也在西方史学界受到了广泛激烈的批评，年鉴学派和社会史学家被指责为“庸俗琐碎，无视政治的核心作用”。②其实屈威廉并没有放弃政治，他认为“经济状况构成社会生活的基础，而社会生活反过来又为政治活动提供了基础。没有社会史，经济史便无价值可言，而政治史则是一笔湖涂账。”③其实他只是强调了从社会角度看历史的立场。另一方面，人们对于社会史理解的不同和屈威廉消极定义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如果社会史就等同于社会生活的研究，那么，这固然丰富了历史研究的内容，但在让我们看到事项罗列的下层民众生活状貌的同时，“由于把政治、经济等各种观念排除在研究的范围之外，结果使自身变得琐碎而浅薄”④。其实“政治史和社会史是同一进程的两个方面。如果把这两者割裂开来，那么社会生活的乐趣将失去一半，政治运动的意义也将去其大半。”⑤也就是说西方社会史研究并不完全排斥政治史，而是在社会生活中理解政治。有受政治影响的社会生活，有不受政治影响的社会生活，关键是看你研究的社会生活受不受政治影响，并非社会生活研究就与政治无关。史蒂夫·霍赫施塔特在《社会史与政治：一个唯物主义的观点》一文中就通过自己关于历史人口统计学的研究，探索了社会生活研究与政治研究联系的途径。⑥西方史学界包括社会史研究内部对政治研究与社会史研究关系的学术批评、反思和争论，足以引起我们对政治研究在社会史研究中应有地位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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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雅克·勒高夫：《新史学》，《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第109页。

②[美]史蒂夫·霍赫施塔特：《社会史与政治：一个唯物主义的观点》，《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第154页。

③[美]查尔斯·蒂利：《重建欧洲的生活》，《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第272页。

④[英]J．布雷维里：《何谓社会史》，《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第145页。

⑤[英]哈罗德·珀金：《社会史》，《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第123页。

⑥《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第154—165页。

1994年1月《年鉴》杂志撤消了它的副标题“经济、社会、文明”字样，代之以“历史学、社会科学”，名称的改变表明了它对近年来政治社会状况已经根本改变的一种警觉。“经济、社会、文明”这个副标题就有意地取消了政治之作为历史学的首要关注，而随之也就贬低了叙述的作用。标题的改变与苏联解体及东欧巨变有关，推翻了旧的社会科学的自信心(它相信贯彻始终的社会解释的可能性)，同样地也推翻了新的文化史的自信心(它大体上忽视了日常生活文化的政治语境)。世界秩序的种种变化向历史学的思想和实践提出了许多重大问题，使得历史研究必须修正自己以往遵循的路线。世纪末的巨变，使得政治又被重新发现了，随之则是个人的作用。新的标题意在再一次把政治包括在内。《年鉴》的新标题，并不是把社会和文化从历史学的思考中排斥出去，反倒是要重新确立它们所出现于其中的那种政治语境。①《年鉴》及别的作品又回到政治和社会科学上来，并不是要放弃旧的社会的、文化的和政治的历史学模式，反而是在号召人们要扩大历史探索的视角和方法。

    最近，中国社会史学界也出现了“重提政治史”的呼吁，笔者以为社会史研究重提政治史并不是要回归到原来的政治史研究框架，而是要增强从社会史角度重新审视政治史、制度史的学术主动性和敏锐感，注意考察社会史的政治语境。在具体研究中要从不同的层面展开，第一，在研究乡村社会的建构过程中，从地方故事的脉络中去理解国家政治渗透和表现的地区史路径。第二，把“政治”当作一种相对独立的运转机制进行再研究，弥补地方史路径的缺陷，以理解政治在跨地区意义上的整合作用，即从“整体上”理解中国政治，对近代社会“意识形态”、“社会动员”等进行研究②，但其在具体操作上面临着相当大的挑战。

    长时段——打通近现代史的分期框架，将中国社会史研究下延至集体化时代，注重现代社会史的研究。长时段理论由法国年鉴学派代表人物费尔南·布罗代尔提出，他在《历史和社会科学：长时段》一文中强调时间的多元性和长时段的价值，他批评注重短时间、个人和事件的传统史学研究，反对“任何历史都把过去分成不同的时期，并根据各自的偏爱选择其中的一个时期进行研究”的做法。他主张除叙述传统的历史事实，还要叙述涉及10年、20年乃至50年的历史势态，“更要以百年计算的长时段和超长时段的历史”，即所谓“势态”、“周期”、“循环周期”，要“有一种关于时间的新含义，按照新的标界及其曲线和起伏时期进行分期，使对时间的解释能适应历史的需要”。“结构”在长时段问题中居于首位，在研究社会问题时，“结构”是指社会现实和群众之间形成的一种有机的、严密的、相当固定的关系，有些结构成为世代相传、连绵不绝的恒在因素，有些结构较快地分化瓦解。对历史学家来说，接受长时段意味着改变作风、立场和思想方法，用新的观点去认识社会。长时段研究所要熟悉的时间是一种缓慢地流逝，有时接近静止的时间。他认为：“马克思的天才，马克思的影响经久不衰的秘密，正是他首先从历史长时段出发，制造了真正的社会模式。”他并展望了社会科学集体研究数学化、地域论和长时段的远景。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