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百年”（科学地说，应是“民俗学百年”，下同）是民俗学研究的一个大题目，也是一个重要题目。据我所知，许多学者都在从不同的角度在进行回顾。钟敬文先生 1998年 12月 18日在中国民俗学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讲稿《建立中国民俗学学派刍议》1就是一篇回顾和探讨百年民俗学的文章，其中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见解，特别是对什么是中国民俗学的特色和道路问题，高屋建瓴，富有启发性。最近又读到了陈建宪先生的《精神还乡的引魂之幡——20世纪中国神话学回眸》2，他在文章中对中国民俗学的一个分支——百年神话学研究做了回顾和评价。我想，还有别的人在做其他方面的回顾。这样的回顾和总结，无论是总体的还是分体的，对中国民俗学史的建设和民俗学今后的发展，都是大有俾益的。

　　我以为，要回顾百年民俗，至少要触及到三个大问题：第一，中国现代民俗学的滥觞和发展道路；第二，中国民俗学的特色是什么；第三，百年民俗学的主要成就和问题。本文只谈中国现代民俗学的滥觞问题，向同行们请教。

　　关于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发韌期，此前民俗学界似已形成共识：中国现代民俗学发端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具体地说，是1918年2月北京大学歌谣征集处的成立，由刘复、沈尹默、周作人负责在校刊《北大日刊》上逐日刊登近世歌谣。1920年冬歌谣征集处改为歌谣研究会。两年后创办《歌谣》周刊，出版了97期，后并入《国学门周刊》（后再改为月刊〕。1923年5月24日又成立了风俗调会会。中国现代民俗学在发韌初期，基本上限于歌谣或其他民间文学的收集和研究，逐渐扩大到风俗和艺术的收集研究。

　　近年来，一些文学史家提出了“20世纪文学”的概念。几部题为《20世纪文学史》的著作也相继出版，以“五四”为开端的现代文学史的格局，正在失去大一统的地位。文学史写作的这种思路的出现，也给民俗学史学者们以启发：“20世纪民俗学”这一概念是不是更切合科学的真实？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现代民俗学的滥觞，实际上确比“五四”新文化运动更早，应在晚清末年。从文化发展的一般道理上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划时代的，但它不是突发的、孤立的事件，而是以科学、民主为核心的新思潮积累到一定程度才爆发起来的。从本世纪初起，严按地说，从1898年维新运动及其失败之后，西学东渐，对抗传统的新思潮一浪高过一浪。政治领域里改良派发动的维新运动和革命派发动的推翻帝制的革命运动，文化领域里旨在对抗旧传统而兴起的白话文，通俗小说等文化浪潮，为“五四”运动的爆发作了铺垫和积累。中国现代民俗学，正是在晚清的改良派和革命派这两股势力从政体上和文化上改变中国传统社会的情况下肇始，而在“五四”运动爆发及其以后，汇入了文学革命的洪流中去，成为文学革命的一支的。

　　晚清时代，中国的政治处在激烈的动荡和变化之中，文学史家陈子展先生在其《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1929）一书中说“所谓近代究竟从何说起？我想来想去，才决定不采取一般历史家区分时代的方法，断自‘戊戌维新运动’时候（1898）说起。……中国自经1840年（道光二十年）鸦片之战大败于英，尤其是1894年（光绪二十年）为着朝鲜问题与日本开战，海陆军打得大败，以致割地赔款，认罪讲和，当时全国震动，一般年少气盛之士，莫不疾首扼腕，争言洋务。光绪皇帝遂下变法维新之诏，重用一般新进少年，是为‘戊戌维新运动’，这个运动虽遭受旧党的反对，不久即归消灭，但这种政治上的革新运动，实在是中国从古未有的大变动，也就是中国由旧的时代走入新的时代的第一步。总之：从这时候起，古旧的中国总算有了一点近代的觉悟，所以我讲中国近代文学的变迁，就从这个时期开始。”有学者指出，陈先生的指定未免过于笼统。认为，中国新文学的起点不是“戊戌维新运动”，而是它的失败之日3。维新变法虽只有百日，但维新运动的彻底失败，在1900年。应该承认，这个修正是有道理的。“戊戌维新运动”失败之后，中国思想界和学术界的思想变得深沉而活跃了。西方的或外国的文化思潮对中国知识界发生着重大影响。失败后逃往东京的梁启超后来说：“既旅日数月，肆业日本之文，读日本之书，畴昔所未见之籍，纷触于目；畴昔所未穷之理，腾跃于脑。如幽室见日，枯腹部得酒。”4 “说明了维新运动失败之后知识界思想界所起的变化。中国文化从此真正进入转型期。中国的现代民俗学，正是在这样一种社会政治情景下和文化转型期里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