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是指14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以擅长商业经营活动而著称于世的山西商人。在明清时期，一代又一代山西商人，以敢为人先的商业胆识、不畏艰辛的创业精神，万里行贾，勤俭经商，在封建社会重农抑商的经济环境中，建立起一种秩序井然、自由灵动的经济模式，形成了自身卓越不群的文化特色，涵育了深厚广博的文化精神。

　　晋商的文化精神，作为晋商文化的深层结构与思想基础，是晋商文化的灵魂与精髓，也是晋商生存发展的精神支柱与动力源泉。具体来说，它包括如下内涵。

　　崇商重利的人生选择。在基于传统农耕文化而确立的价值体系中，商业及商人并不受人推崇。士农工商四民序列的前后位置，反映出社会大众共同的重士轻商的人生观与价值追求。而隋唐以后，科举制度更是为士人厘定了一条由学而仕的终南捷径。相对于这条经千年积淀并被大多数读书人视为圭臬的光明大道，晋人弃儒离农从商的人生选择确实为另类。他们认为：“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故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故利以义制，名经清修，各守其业，天之鉴也。”由于这种观念上的独特与前瞻，晋人在行动上就显得坦荡而自信。“读书好经商亦好学好便好，创业难守成亦难知难不难”，这副对联非常逼真地反映了山西人在两“好”之间的取舍标准。于是，一批又一批三晋才俊之士，毅然决然地弃儒就商，走出了一条新型的人生之路。在长达500余年商业活动中，究竟有多少山西人涉身商场，今天已无法确切地统计，但在明清时期山西因商而富甲一方则是有史料依据的。著名思想家龚自珍就曾以“海内最富”四字来指称山西，咸丰初年山西晋中地区家产逾百万者多达数十家，时人估算其额过亿两，比清政府的国库库存量还多。

　　信义并举的道德构建。诚信是中国传统美德中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是传统文化的精髓所在，对晋商的商业活动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早在创业之初，晋商就确立了一种卓荦不群的商业理念，树立了三晋独特的商人形象，他们把“信”、“义”定为自己的立业之本，并把言必忠信、信必笃敬的关云长奉为“财神”，做为自己的精神偶像，以此来建立自己的道德自信。晋商在商业活动中，通常以关公的“义”来团结同仁、号召同仁，以关公的“信”来取信于社会，取信于顾主。因而，义结同心、以义制利就成为晋商发展壮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晋商发展之初，大多采取合伙经营的方式，合伙经营而能成功，靠的就是诚信的经营理念，譬如称雄旅蒙贸易200年之久的“大盛魁”，开始就是由晋中商人王相卿、祁县商人张杰等联合创办起来的。晋商票号多为东家出资、掌柜经营的运作模式，两者之间良好关系的维系，靠的也是一种道德自觉，即“信义”。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晋商的“相与”。晋商把经营过程中发生业务往来的商号之间的联系称为“相与”，这种“相与”的关系，同样也是建立在信义基础上的彼此之间相互扶持、患难与共的合作关系。当自己的“相与”面临困境时，晋商往往能不计得失，鼎力相助。在晋商的商业活动中，信誉至上，坦诚相待，不弄虚作假，不欺诈伪饰，一直是他们恪守的商业品德，他们以此夯实了自身商业文化的基石，在社会大众中建立了值得信赖的良好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