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文化的源流和未来初探 |
| 添加日期:2007-7-3 16:28:00
作者:普通市民 新闻来源:人民网强国论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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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对中华文化源流的体认
笔者认为，中华文化的源流悠长，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的古文明。她的一个根本核心也正与此有关，中华文化中保留了先民在氏族社会中的道德至上的认知，所以中华文化的核心是：温和的现世的道德主义。历经数千年而不坠，在应用的层面上也许打上了各种各样的时代印记，但其核心却无疑是先民的道德主义。把她说成是封建的东西，有点不恰当地增加了她的现代性和先进性。
在欧洲和中近东的文明古国，历经三次日耳曼人的大迁徙和多次毁灭性的兵隳，虽然结果也不至于全民尽墨，但人们由于经常遭遇国破家亡和妻离子散之痛，难以再保持中正平和的心境，在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上走向两个极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西方的极端现世主义，这才是诸古文明尽皆失落的根本原因。和这两者相比，中华文明明显处于一个“执其两端、用其中间”的状态。西方文明在其早期也一样具有这样的道德主义至上的时代，如所谓的荷马时代。后来诸古文明的湮灭，其原始社会的黄金时代的宝贵遗产荡然无存。所以，说西方要向孔老二或者向中国人学习，是一种不恰当的专美之辞，人家本来也是有的，只不过后来失落了，更恰当的说法是主动抛弃了。
孔老二并非中华文明的缔造者和开路人，他自己也说是“述而不作”，确实他所做的也只是“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其他先秦诸子也多是“述而不作”，如墨子和老庄。所以在先秦诸子中，言必称先王、言必称尧舜的人所在多有，甚至是“进步的”和激进的法家都未能免俗。真正“又述又作”的是法家的几位如韩非先生。《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说“天下殊途而同归，百虑而一致”，实际上诸子是同源而殊路，都从先民的生活基础出发，从自己认为最重要最对未来有启示意义的途径入手，治学的方式方法都差不多——“穷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所有诸子的目的倒是相当一致——经世致仕，连庄子都当了一回漆园小吏的职务。
二、 民本、民主与法治精神
笔者以为，非常多的人（包括一些知名的学者如李泽厚）把民主与民本作为一对范畴，放在一起相提并论，这是不合适的。而法治精神与中华文明的核心内容颇有抵触，业已为历史事实所反复证明。
民主的对词是专制。民主是适应工商业社会的政治形态，是由资本参与政权而开始的，大宪章就是最好的说明。而专制与传统的农业社会相适应，在传统农业社会中，信息传递是非常缓慢的，知识的积累和系统化是一个极其悠长的过程，利益的交叉是非常少的，好官好政府是省心省力的首选政权形式，虽备受刻剥三千年不思改易，而民主对农民而言是一只过于昂贵的金喇叭。
以今日台湾只富庶，教育普及程度之高，民众对民主选择领导人热情之浓，尚存在黑金政治的弊端，这说明挑选领导人所要求的民众素质之高——应达到识别其个人才能、道德和意志、施政能力，实质上是要求民众高于至少是不低于候选人的眼光，然而这是完全没有可能的，对许多民众而言，几个候选人都说得差不多动听，以后如何行政个人既没有监督能力，实际上因为缺乏管理国事的才能连识别的能力也有限，估计也都不会过于离谱搞的民不聊生，选谁还不一样，所以小小的好处也有可能产生大效果，这才是黑金政治的存在依据。这和西方社会的投票率低具有同一内在原因。相反，通用汽车公司有组织“凯迪莱克内阁”的巨大成就的激励，其必定想尽一切办法来左右选举的结果，民主的热情之高，与不愿去投票者简直判若云泥。
民本主义的合适对词是种族主义。在春秋战国时代，诸侯相互攻掠，但甚少以掠夺奴隶为目的，所欲者土地而已，对于土地上的人民，一律给予国民待遇，甚至比原来的国君更为仁慈，以达到“怀敌附远”的目的，孔孟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合理之处在于“仁者无敌”，能够获得“以天下之所助、攻亲戚之所叛”的有利局面，是一种典型的以道德主义为前提的实用主义态度。其他诸子也多有爱民的主张和策略，这些都与先民的朴素的道德主义催化有关。
由于现世道德主义催化的民本主义，在其长期的作用和影响之下，统一的中华民族终于形成，建立统一国家的基础非常牢固。由此成就了秦始皇一统天下的业绩，与西方的紧身肉搏拿刀共处不同，中国在几千年的时间跨度里，多数时间能够处在大一统之中。这些与西方攻掠异邦掳其人口卖作奴隶的通常做法，形成鲜明的对比。以异邦人做奴隶只能导致种族仇恨而不能形成民族认同和融合，只能导致不信任和危机感，这一点倒是有利于极端的现世主义发酵，终于今天西方成为50多个独立国家，这些国家里人民与中国人相比，更多的是为了强盛和安全活着，所以连食品（中国人喜欢称为吃饭）都是根据热量计算来配制的，人本身也是某种外在目标中的一个环节。
马克思提到的“商品拜物教”和人成为物的奴隶的“异化”问题，在本世纪中期的欧洲引起强烈的回响。正是西方极端的时世主义的一次深刻反省。巴黎大学的学生在院墙写的标语是“我越要造反便越要谈恋爱，我越要谈恋爱便越要造反”，现实业已妨碍大学生们自由自在的谈恋爱了，问题不能说是不严重。
也许马克思对西方的极端现世主义（资本主义）的评论含有穷人的刻薄“资本主义撕开家庭关系上温情脉脉的面纱，把它变成赤裸裸的金钱关系”，但显然这种感受决非无敌放矢。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一个世纪以后，仍然催化了存在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的原因。
而法家高扬“法、术、势”，是因为认识到世易时移，先民（先王）的道德传统受到了严峻的挑战，要“复三代之盛”必须把统治者变成孔老二，把民众变成孔门弟子，而那是万万不可能的。“上古竞于道德、中古逐于智谋、而今争于气力”，道德没有什么不好，只是今天不再起根本作用了。这不是对道德传统的鄙弃，而是必要的修正主义的态度。
非常不幸的是法家的创新幅度太大，同时也脱离中国的现实太远，背离中华文明的核心，终于未能经受住实践的检验。秦始皇奋六世之余烈，一统中华，实行焚书坑儒，并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希望子子孙孙做皇帝。但结果只延续了15年（有道是：秦灭六国汉登基），在以统一中国这样的深厚武功做政权基础的王朝中，秦朝是最为短命的。对着这样的历史事实，所有的鼓吹民主与法制的人士应该吸取教训。如果觉得这个事例年代过于久远不足为训的话，文革就是另一个活生生的例子。2200年前的韩非先生已经无比英明地指出了，孔孟之实是行不通的；而执秦始皇之法的过程，至今仍然为各派人士所共同诟病。 |
责任编辑:加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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