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辨章学统”与“远行持重” |
| 添加日期:2007-6-15 16:31:00
作者:叶隽 新闻来源:中华读书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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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走进外文所的青年人，我们确实曾有一种“返朴归真”的感觉。那是因为，这里，曾是我们作为莘莘学子无比向往的圣地，一代代前辈学者，以他们的宏通学识、风骨良知、寂寞坚持，为我们确立了学人的榜样与典范，冯至、钱钟书、卞之琳……他们既是诗人，也是学者；既有读书万卷的渊博，更有游历万里的明达；既有立足书斋的淡定，也有忧国忧民的深沉。这种学术层次与生命境界，都值得后人再三揣摩，景仰不已。对一个真正的学人来说，其对学术与社会的使命感，未必要挂在口头，但在心中却不可无明确的体认，能如此，则对自己生命的方式与意义，都会形成一种坐标得以确立般的使命感。
中国现代学术的传统与蔡元培先生密切相关。而其完整奠立，则有两层含义。一是闻名于世的北大改革，由此蔡元培一举奠定下中国现代大学与学术制度的基础。这其中不但有其援为思想资源的德国教育理念，也还有明定学人界限的“由寂寞达致自由”的原则。研究所的建立，更是蔡氏高屋建瓴的一大明证。蔡氏改革北大，强调“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不但要求学生不可“有做官发财思想” 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 ，更直接表明“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将学术研究确定为学者与学生的共同“天职”，乃是现代学术的重大标志，研究所的成立和发展，自然就是水到渠成之事。研究所设四个方向，除了国学门之外，就有与史学、自然科学并驾齐驱的外国文学。所以，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现代学术创立期的那一代学人的恢弘气度与远见卓识。另一层意义，是专门的大学之外的研究机构之建立，对中央研究院的意义，蔡氏有明确的体认：“就名义言，既为全国最高学术研究机关，就职责言，又兼学术之研究、发表、奖励诸务”，故此“使命重大，深自兢兢”（蔡元培《中央研究院过去工作之回顾与今后努力之标准》，《蔡元培全集》第6卷第462页（杭州）），但即便在那个年代，相对自然科学而言，人文社科方面仍规模较窄，仅有“历史语言研究所”与“社会科学研究所”两个独立机构。
应该说，无论是对建立国家级的独立学术研究机构，还是对外国文学专门研究的重视，蔡先生都有明确的意识。但专门外国文学研究机构的建立事业，在学术文化领域开辟鸿蒙的蔡先生却将之留给了后人。这要等到1964年，中国科学院将外国文学从文学研究所分离，单独建制中国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这不但是外国文学研究界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国现代学术机构史上的一个重要标志，这既意味着外国文学对中国现代学术来说并非可有可无，同时更说明在现代中国的发展历程里对外来文明的吸收与借鉴重视程度越来越高。正应了陈寅恪那句话：“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载刘桂生、张步洲编《陈寅恪学术文化随笔》第17页）。而有意思的是，外文所的第一任所长，乃是由北大西语系主任转任的冯至先生，他是蔡元培当年掌校北大时的学生。冯先生曾有文章“但开风气不为师”，肯定自己作为北大德国文学系的学生身份，同时更强调是北大“自由”的风气养成了他这位“中国现代最杰出的抒情诗人”与优秀的外国文学学者。是啊，正是作为留德学人的蔡校长一力推进德文系的建设，才可能有冯至这样的日耳曼学者孕育其中，也才可能有日后中国日耳曼学与外国文学研究的“桃李芬芳”。这样的一种“薪火相传”，多少让后来者感觉到“举火燎天何煌煌”的壮观场景。虽然从1918年北大德文系的建立，到1964年外文所的建立，仍相隔近半个世纪之久，但这其中所显现的，仍是中国现代学术星火明灭之一脉相承。
外文所的传统，从来就是“中西融会”，这一点，在冯至先生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虽然他自谦“只是对古今中外文学摸过一点，略知一二”而已，但事实上他不但诗歌写得出色，古典文学的修养也相当不错。更重要的是，他更有着明确的“本土意识”，他一再强调：“我们搞外国文学，并非为研究而研究，也不是为外国人研究，而是从中国的需要出发去研究，根本目的还在于为发展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提供借鉴。这样有的放矢，研究工作才有意义，也容易做出成绩。”（冯至《我与中国古典文学》，见冯至著《山水斜阳》第142、147 148页） |
责任编辑:加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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