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生活儒学”阐释的中国价值论

提  要：“价值”的观念是何以可能的？这是今日探索价值论问题的基本的发问方式。这种追问所指向的不是任何形而上的、或者形而下的存在者，而是存在本身；因此，这样的发问意味着价值观念的当代重建，而不是简单地回复到任何原教旨主义式的传统价值观念。在儒家的观念中，存在就是生活；因此，生活及其仁爱情感显现乃是一切存在者的大本大源所在，从而也是价值论建构的源头活水所在。

关键词：价值  观念  可能  生活  儒学   

一、问题的提出：价值的观念何以可能 

    本世纪中国内地的价值哲学研究，似乎已发生了一种所谓“走进‘生活世界’”的转向----从理论问题的探讨转向了现实问题的关注，有学者概括为“重视应用研究”、“直面现实问题”、“关怀大众生活”几个特征。这似乎意味着价值哲学转为了某种“应用哲学”，以解决现实生活的问题。但本文认为，这并不意味着关于价值问题的理论层面的研究就不再那么要紧了，恰恰相反，这种“现实生活转向”本身就需要给予理论的阐明。比如，其中一个颇为瞩目的所谓“‘生活世界’转向”问题、乃至现今非常热门时髦的“生活世界”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一个尚待澄清的理论问题。

    同时，这种“现实生活转向”，对于中国人、东方人来说，自然而然地引起了我们对于诸如“东亚价值观念”、“东亚价值哲学”之类问题的兴趣。[①] 然而本文认为，这种关于东亚现实生活的价值维度的思考，不仅仍然首先需要给予一般的理论支撑；而且，这里显然又涉及到了理论问题的另外一个重要方面：东亚本土的价值观念的理论资源的开发问题。事实上，这也就必然引发一个更为重大的理论问题：东-西价值观念、或者中-西价值观念的“文明对话”问题。

为此，本文提出本土性的“中国价值论”这样一个话题，意在从一种本源性的当代思想视域出发，而揭示出一种中国本土性的、尤其是儒家的价值观念，由此提出、并初步回答价值哲学的这样一个根本问题：价值观念何以可能？

    “何以可能”这样的问题，是一种当代性的追问。这种追问尽管最初是由康德提出的发问方式，但在他那里仅仅获得了一种不彻底的解决方案。康德提出的三个问题——纯粹数学何以可能、纯粹自然科学何以可能、视为科学的形而上学何以可能，[②] 在当代思想中称为“奠基”（Fundierung）问题。当代的奠基观念是胡塞尔提出的：“如果一个α本身本质规律性地只能在一个与μ相联结的广泛统一之中存在，那么我们就要说：一个α本身需要由一个μ来奠基。”[③] 但在海德格尔看来，不仅康德、而且胡塞尔都没有真正解决奠基问题：康德的前两个问题属于“为科学奠基”问题，传统形而上学足以当之；但其第三个问题则属于“为形而上学奠基”问题，不论是康德的“理性”、还是胡塞尔的“纯粹先验意识”都不足以解决这样的问题，因为那样的奠基仍然是传统存在论哲学的主体性的事情，即仍然是在形而上学之内打转，[④] 为此，海德格尔以为，必须致力于一种更为源始的“基础存在论”（Fundamentalontologie），回到存在（Sein）本身、“生存”（Existenz）本身。

    但在我们看来，即使海德格尔也并未能真正解决“形而上学奠基”问题。[⑤] 为此，我们提出了“生活儒学”阐释的解决方案。[⑥]“生活儒学”的观念乃植根于中国本土的儒家传统，且渊源于当下的现实生活，而致力于从根本的思想视域上解决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包括“形而上学奠基”问题，而且也延伸到“形而下学奠基”---- 科学与伦理学的奠基问题。本文正是在这样的思想视域中，探讨一般价值哲学的根本理论问题。

二、价值的范畴：价值论的形下学区域 

    首要的一个问题，便是“价值”范畴的性质问题。范畴（categories）的实质，按亚里士多德的观念，是基于形上学而对形下学区域作出的一种高层划分[⑦]；按海德格尔的观念，就是“存在者领域”的一种高层划分[⑧]。例如，有一种最高层次的范畴划分，就是人与自然界的区分；在中国哲学中最初是“绝地天通”所导致的人神分离[⑨]，进一步导向《易传》哲学的“天文”与“人文”的划分[⑩]。这种划分乃是科学与伦理学得以分门别类的依据，而科学与伦理学的直接理论基础就是知识论与价值论。因此，价值论与知识论乃是处在同一观念层级上的事情，亦即都是从形上学层级向形下学区域的过渡：[11] 知识论是从形上学向科学的过渡，使亚里士多德所谓“物理学”即科学得以成立；而价值论是从形上学向伦理学的过渡，使亚里士多德所谓“实践哲学”得以成立。

    传统形下学区别于形上学，乃在于：形下学是对众多相对的存在者、即中国哲学所谓“万物”、“形而下者谓之器”的思考，而形上学则是对前者的终极根据、即唯一绝对的存在者、亦即“形而上者谓之道”的思考。[12] 换句话说，伦理学的对象是所谓“人类社会”这样一个形而下的众多相对存在者的区域，直白地说，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自然界之所以可以成为伦理学的对象，也只有在其与人发生关系的时候才是可能的）；而价值论不外乎就是对这样一种区域理论的奠基，即给出其更靠近形而上的依据。

    换句话说，价值论与伦理学都是思考的人的问题、也就是主体性的问题。当然，知识论也思考主体性：西方近代哲学的所谓“认识论转向”，正是转向了对主体性的直接思考。这也表明，不论知识论、还是价值论，都直接奠基于“主-客”观念的架构。但是，知识论层级上的这种相对主体性，恰恰是被客体性或对象性规定的，不仅从西方近代的唯物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皆如此，而且西方近代以来的所有哲学知识论其实亦如此：从根本上来说，知识的真理性并不取绝于主体，而取决于对象，或者说取决于主体之符合于客体的“客观情况”。西方经验论进路上的知识论与真理观是如此的，这不消说；先验论进路上的知识论与真理观在实质上亦莫不如此。表面看来，先验知识论依据的乃是主体性，例如康德那里的主体的“先天范畴”、或胡塞尔那里的主体的“先验意识”。但是，整个西方哲学从古代的本体论向近代的“认识论转向”，其实是发轫于这样的问题意识：我们作为认知主体究竟能否认识作为客观对象的宇宙本体？主体是否具有这样的能力？为此，我们应该事先研究清楚主体本身。换句话说，这种转向是以承认对象的客观性为观念前提的；更确切地说，这是以客观地发现“现象”背后的“本质”之设定为前提的。唯其如此，康德的全部哲学才建基于“现象与物自身”的二分预设，才致力于对“物自身”的通达。胡塞尔的现象学亦然：他只是把经验论的“主-客”二分架构暗渡陈仓地移植于先验的纯粹意识之内，而成为所谓“意向结构”，结果仍是“意识总是对物的意识”[13]。

然而价值论却与此相反，价值不取决于客体，而取决于主体，或者说取决于客体符合主体。在传统哲学中，对应于自然界与人的区域划分，有两种符合论：知识是主体对客体的符合；价值是客体对主体的符合。后者的最典型的观念形态便是“需要价值论”：客体的价值在于符合主体的需要。基督教的价值观便是如此：

上帝信仰有两个基本方面：一方面，自然物被创造出来是为了互相满足需要的（有一个流行的说法是：老鼠之被创造出来是为了让猫吃掉的），而整个自然被创造出来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的，这里，人的地位是崇高的。这就是后来所谓“需要价值论”的最初版本。从这里便导出了人类中心主义。但是另一方面，作为总体的世界被创造出来，是为了表明上帝自身的伟大的，这里，人的价值与任何其它自然物的价值是一样的，都缺乏自足性。[14]

这种观念可以说是源远流长的，中世纪的价值观在一定意义上乃是继承了古希腊的价值观。例如亚里士多德在谈到哲学时说：“于神最合适的学术正应是一门神圣的学术，任何讨论神圣事物的学术也必是神圣的；而哲学确正如此：（1）神原被认为是万物的原因，也被认为是世间第一原理。（2）这样的一门学术或则是神所独有，或则是神能超乎人类而所知独多。”[15] 所以，“希腊哲学象它开始一样，乃归结于宗教”；希腊哲学最终与东方宗教相结合，“它发展的最高形式是新柏拉图主义，它力图把世界说成是从超绝的上帝流出的，而上帝则是万物的根源和归宿”，当然也就是一切价值的根源和归宿。[16] 但是在上帝或者本体之下，就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而言，物的价值则取决人的需要。

那么，这样一种价值观念竟是何以可能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