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即将降下帷幕的时候，人们清楚地看到，由于社会发展变革速度加快，中外及各民族文化的频繁接触与传播，新事物层出不穷，包括民俗文化在内的文化事象正发生种种错综复杂的变化，异文化间出现了大量的互动和转移。

     面对着这急剧变迁中的文化，民俗学研究不得不调整其思路并不断扩展研究领 域。一些资深民俗学家首先就新旧民俗研究用力的倚重做出了自己的反应。钟敬文指出，新旧民俗都要研究，但重点应在乡村、在旧俗。韩国著名民俗学家任东权亦持此见。客观地说，我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大国，国情不允许我们东方的民俗研究照搬西方，新旧民俗研究比重应三七开的提法仍有其合理性。但因现代社会的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冲击，民俗学者除被迫研究旧俗，还要被迫研究新俗。旧俗不可能抢救穷尽，因为旧俗很少是真正意义的旧俗，它是千百年来经历过多次“新变”后传承下来的，所以民俗是层积的，民俗在吐故纳新中传承，并非陈陈相因。波特金说：“对民众来说，记忆所保持的与它所遗忘的一样多。” 民俗活动本身具有调适新旧俗平衡的功能。新旧俗的更迭和盛衰消长是非常自然的。抢救所谓旧民俗未必是真正意义的旧民俗。抢救在文化研究中是个非常天真的字眼，不如用描述代之更好一些。抢救和描述不是同义语，前者的感情色彩较浓。在无可奈何的文化变迁中，借助描述判断民俗成分何新何旧或二者是如何复合的，是一种科学理性的态度。今日民俗研究对象已发生强烈的变化，研究者的研究方略必须适应这种变化。目前，中国民俗学正处在文化变迁的历史性反拨中，应如何“拚杀”出一条生路呢？笔者不揣浅陋，借本文对民俗学的发展提出自己的一点思考，以求教于前辈与同仁。

一

     我们应该看到，旧俗的消失和文化变异时时刻刻发生在我们身边。传统不是凝固不变的，文化变迁不可逆转。人们不必对旧俗消失过快感到悲观。面对一大批民俗事象的消失或变异，目前民俗学家最要紧的事是描述民俗，加强田野工作的基本功训练。

     一个民俗学工作者首先是受过正规田野作业训练的人。一些出色的民俗学家都有自己非常辉煌的田野工作经历。林耀华的凉山之行，马学良对云南彝族的调查，凌纯声的赫哲族调查，凌纯声、芮逸夫对苗族的调查，都是这些学者取得学术成就的基石。缺乏田野训练，加上时间、资金不足，多浮躁心理少实证精神，则很难对民俗资料做出有意义的发掘，从而降低民俗事象的文化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