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文化保守主义”这个符号既不足以概括现代新儒家，更不足以概括当前的儒学复兴运动；它并不能揭示儒学复兴的当下的现实生活渊源，反而有导致原教旨主义的危险。然而不论是当年的现代新儒家、还是当今的儒学复兴运动，究其生活本源，都是一种“现代性诉求的民族性表达”。这是因为，儒家、儒学、“儒教”从来不是某种现成固有的东西，而是在生活中不断生成着的。所以，当前的儒学复兴绝非什么“文化—保守”的问题，而是“复归生活，重建儒学”的问题。

关键词：儒学；复兴；现代新儒家；文化保守主义 

    当前的儒家、儒学、乃至“儒教”的复兴运动，被称为“文化保守主义的重新崛起”。对此，我曾在与《原道》主编陈明的一封已经发表的信中提出过批评，指出：所谓“文化保守主义”其实是一个含混的符号，而成为了某种狭隘民族主义情绪的一种表达式，它其实是对我们当下的生活本身的一种遮蔽。[①] 我的意思是：“文化保守主义”这个符号，并不能揭示当前儒学复兴运动的现实生活渊源，反倒很可能将这场运动导向“儒家原教旨主义”。而儒学复兴运动在目前的事实，似乎正在印证着这种忧虑：原教旨主义的倾向愈演愈烈。这不论对于当代中国的发展、还是对于儒家本身来说都是很危险的。

    众所周知，方克立先生把蒋庆、陈明归入了现代新儒家的“第四代”。[②] 这种归类当然不无道理，蒋、陈的表达确属儒学的某种“现代”形态，因而被指称为“文化保守主义”；而我们知道，现代新儒家也一向是被归入“文化保守主义”的，而且被认为是现代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这样的定位，绝不仅仅意味着对现代新儒家的一种定位，也不仅仅意味着对蒋、陈的定位，而且意味着对当前整个儒学复兴运动的定位。我在这里并不想谈蒋、陈及其与现代新儒家的关系，虽然在我看来，从思想谱系上来说，蒋、陈并非什么“现代新儒家”；同时，蒋庆那种带有强烈的原教旨主义色彩的“政治儒学”和陈明那种带有强烈的实用主义色彩的“即用建体”之间，在立场上也是相去甚远、乃至严重对立的。[③] 我在这里想说的是：这样的定位依然存在着、甚至在加深着对生活本源的遮蔽，这种遮蔽隐藏着某种危险。

    诚然，“文化保守主义”这个标签的流行，也自有它的道理。首先，不论是在现代新儒家的思维中、还是在当前的儒学复兴运动中，都确实存在着一种严重的、表现为所谓“中西文化比较”的“文化纠缠”；[④] 其次，这种纠缠正是狭隘民族主义情绪的表达，这种表达被“提升”为一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而表现为对某种现成的“传统”乃至“道统”的执着，这恰恰意味着对当下的生活本源的遮蔽；最后，正是这种遮蔽，蕴涵着走向原教旨主义的某种必然性。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在当前的儒学复兴运动中，鲜明地存在着两条截然不同的思想路线：一条是“原教旨主义”的路线，例如蒋庆的“政治儒学”；另一条则是我称之为“当代主义”的路线，例如陈明的“即用见体”和我自己的“生活儒学”[⑤]。这样两条迥然不同的思想路线，绝不是“文化保守主义”或者“现代新儒家”这样的符号可以概括得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