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士”这种意识方式也是传承我们的文化传统的一种需要，也是对现代性生活的一种补充，尽管它也会带来一些负面的东西。 

当今中国的“隐士”们与中国传统的隐士思想和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思潮有着怎样的关联？他们在面对东方圣贤与西方哲人时，对自我是一种怎样的关照？隐逸山林是否真就是消极遁世？在不同时代、不同语境下，我们会得到一种不同的认识。

对此，我们采访了四川大学哲学系教授黄玉顺先生。

中国新闻周刊：你在什么地方“隐居”呢？（记者笑问）

黄：（笑）我还没有。不过我有时也到朋友那里去玩，在他们乡下的居所。但现在确实有不少大学教师的生活是这样的，尤其是一些艺术学院的教师更是如此，他们喜欢到郊外、到乡下去搞创作，或者与朋友们相聚。

其实不只是高校教师，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有这种倾向。比如说大都市里的白领阶层，也非常典型，你会发现：他们在八小时之内，会规规矩矩地在现代性社会架构下谋求自己的生存发展；但在八小时之外，他们追求一种后现代的生活方式。这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中国新闻周刊：现在的“隐士”们与中国古代的隐士传统有无相通之处？

黄：有同有异。跟中国古代的隐士相比，他们的共同点是：都是对现行的社会架构的一种回避、拒斥、甚至反抗。其实不只是中国如此，西方国家也是这样。现代的“隐士”们普遍具有一种“后现代”的色彩——自我放逐。

20世纪以来，东西方的知识分子开始对“现代性”进行反思。现代性体现在诸多方面，而表现为一种社会架构，它无所不在、无孔不入。人们生活在其中，会觉得非常辛苦、冷酷，感受到一种压迫感，于是产生逃避、甚至反抗的反应。在思想界，这会产生一种反思；而在个体身上，则会产生一种“隐士”的生活态度。这与古代的、比如魏晋时代的隐者是相似的，都是对现存的某种社会架构的一种拒绝和抵制。从这一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认为古今存在着相通性。

    但我们要认识到的是，这毕竟是不同的时代。现在这些“隐者”，这些具有“后现代”自我放逐倾向的知识分子，他们和古代的隐者、比如道家思想影响下的人物是不同的：一个是面对的现代性的架构，一个是面对的前现代的架构。

中国新闻周刊：那么，您认为现在这种“隐士”现象是受西方“后现代”思潮的影响，而不是缘于中国古代的隐士传统？

黄：不是这么简单。一方面，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思想观念本身是在生活方式中产生的。比如今天，我们思考这个问题，要把“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状况”作一个严格的区分：后现代状况是我们的生存方式，在这个生存方式中才产生了这样一种后现代主义的思想。一切都是生活本身给出的。

比如魏晋玄学时代，那些玄学家们有一种隐士倾向，他们对当时的社会架构保持着一种回避、不合作的态度，这是由他们的生活境遇决定的，他们当时所处的生存环境非常险恶。我们今天可能没有那样一种险恶的生存环境，但我们的社会架构有另外一种形式的压迫，比如大家现在觉得每天都非常累，人与人之间非常冷漠，精神上空虚、甚至很痛苦等等。这些是现代性的一种普遍问题，东西方皆然，是由生活方式造成的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