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儒学复兴”与“文化保守主义抬头”逐渐重新进入现代中国人的生活视阈，黄玉顺先生的“生活儒学”观念也随之一同进入人们的视野。借用黄先生的“生活儒学”话语，“儒学复兴”或“文化保守主义抬头”是一桩“事”，而非一个贞定下来“事件”、“物件”。作为“事”，给予其盖棺定论式的言说显然为时尚早。作为“事”中之“事”的“生活儒学”同样如此。然而，如此诸般事情却有很多耐人寻味的头绪。

一 

有人指出，近年来兴起的“儒学复兴”运动是多元的、全方位的，政治、文化乃至宗教等等层面，均有所触及。当然，如此诸层面的“复兴”仍停留在纸上谈兵的阶段——这一点无可厚非，大抵是“儒学复兴”运动参与者作为“学”者的本分事。不徒“复兴”的方位是多元的，参与者的态度也是大相径庭的。有被视为“原教旨主义”的，有被视为“实用主义”的，乃至绵延上千年的“儒家”、“儒学”、“儒教”、“儒者”等符号其“意谓”从未有如是般的模糊、混乱，让人一时眼花缭乱，无所适从。无论如何，对于有情于“儒”的，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儒”作为一种称谓的符号已经重新进入大众“生活”的视野——虽然目前也只是停留在符号、称谓上的进入，但未始不是儒“学”“在”生活乃至“去”生活的前奏。在如此背景下，黄先生“生活儒学”的出场不失为一桩有意义的事。

对于正在发生的“儒学复兴运动”，黄先生有所评述，并提出了自己的一个“信念”：“我所持有的一个基本的信念：‘儒学’的复兴，虽然并不等于、但无疑首先是儒家‘哲学’的重建。”[1] 我们知道，“儒学复兴”运动看似囿于中国当下的一个小圈子，但却有着广泛的背景。从“哲学”观念上讲，则是“哲学”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这样一个大背景，如罗蒂的“后哲学文化”，德里达的“解构”，使传统意义上的“哲学”（特别是“形而上学”）从未如此这般晦暗，由此而波及于“儒学”研究。以当下在中国大陆比较流行的“汉学”为例，曾经比较流行的以西方“哲学”学科来比量“儒学”变得不再那么时髦，而以西方的“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重新打量“儒学”不知不觉中成为一种时尚。比较有代表性的如2004年出版的余英时先生的洪篇巨制《朱熹的历史世界》对于“哲学”的“宏大叙事”的某种程度上的拒斥，这在儒学学界甚至激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争论，与余英时先生唱对手戏的多是曾经作为儒学研究中的“显学”的以牟宗三为代表的港台新儒家的余绪。在这场没有胜负的争论中，余英时先生对于哲学“宏大叙事”的冷幽默的确比较能够反映这个时代面对哲学时的尴尬。无论有意无意，“儒学复兴”运动的倡导者们多顺应时代潮流，避开了“哲学”这样一个过于沉重的话题。如此背景下，黄先生坚持“儒家‘哲学’的重建”乃至儒家“形而上学”的重建的信念无疑具有特殊意义。

反思儒学发展的历史，儒学的历次复兴首先不能离开思想层面的创新。所谓“思想”，如以传统的语言讲，其核心的内容在于“道”的阐扬。如果不是太斤斤计较于名言的话，视“道”为“哲学”、“形而上学”的核心内容当无不可。这里，我们之所以如此审慎，源于另一个曾经喧闹一时的“事件”，即所谓“中国哲学的‘合法性’”或“中国有没有哲学”的问题的争论。黄先生在《“中西比较哲学”之我见》一文中明确地说：“所谓‘中国有没有哲学’的问题完全是个伪问题。”[2] 这也是笔者比较认同的一个观点，当然，这个“伪问题”中还有一些比较微妙的意味，如与我们上面提到的哲学在现代世界的处境的某种意义上的关联。德里达先生就曾以比较赞赏的口气说：“中国没有哲学，只有思想。”[3]（P.139）对于我们这个时代来说，比“有没有哲学”更为迫切的也许是“需不需要哲学”的问题。对于后一个问题来说，如果我们不作过分的学究气的追究的话——没有哲学乃至形而上学，生活将缺乏一种诗意、意趣与希望，而历史也许真的会在现代社会的世俗性中“终结”。对于现代人来说，这无论如何不是一种福音。

正因为这一点，对于黄先生固执于哲学与形而上学的重建来复兴儒学的态度我们表示赞同。同样的原因，我们对于黄先生“回归作为大本大源的生活本身”重建儒家哲学、形而上学的主张表示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