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竞生在北大的6年，即1921年至1926年，是他一生的黄金时代。他在逻辑学、民俗学、人口学、哲学等多种学科的建树大都产生在这个时期。坐能坐得住，跑能跑得开，或著书立说，或演讲社交，一时间，张竞生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界一位出尽风头的人物。

那时的北大，蔡元培任校长，思想自由，学术空气十分活跃；百花竞放，各种学派异彩纷呈。张竞生的成名得益于这样的氛围和土壤。张竞生在北大任教的主要课程有：行为论、逻辑学、风俗学、相对论、孔德学说、社会主义、行为论史、逻辑学史等，并在中法大学、北京孔德学校讲授实验哲学和孔德学说，还经常应邀到“女高师”做演讲。

1922年3月，北大校园绽放出一朵奇异的情爱花絮，即张竞生的留法同学、北大生物系主任谭熙鸿教授在丧妻后没出一个月和其小姨子陈淑君（当时为北大学生）结婚。陈淑君在广东的恋人沈原培闻讯后心如刀割，立即赶赴北大，逢人便痛斥谭熙鸿枉为人师，陈淑君水性杨花。沈原培又利用报纸大造舆论，北大校园沸沸扬扬，人们对谭陈的婚姻抱指责的态度。张竞生自有一套看法，他和谭熙鸿平素因性格不合，来往极少，但在这件事情上，他支持谭熙鸿和陈淑君。他认为长期被封建礼教束缚的中国人，包括这所名牌大学的一些教授不懂爱情为何物。于是，他取过案头的稿纸，写下一个文绉绉的题目：《爱情的定则与陈淑君女士事的研究》。

1923年4月29日，《晨报副刊》上发表了张竞生的这篇文章。他在文章中提出了著名的“爱情四定则”：一，爱情是有条件的；二，爱情是可比较的；三，爱情是可变迁的；四，夫妻为朋友的一种。以此四项衡量，则谭陈的婚恋是无可指责的。张竞生没有料到，这篇两千多字的文章竟然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公开的爱情观大讨论的导火线。

仅两个月中，就有包括梁启超、鲁迅、许广平等人在内的60多位读者撰文参加讨论，但大部分人不赞成张竞生的观点。有的讨论文章中调侃地问张竞生：“既然张先生这么懂爱情，那么你的爱情肯定美满无疑了，可否撰文披露以供我们分享？”事实上，张竞生并没有爱情。

他很小的时候，父母包办给他娶了一个不识字的农村姑娘，现在仍然远在老家广东饶平。张竞生和她举行婚礼后，就到北京读书和去法国留学，两人根本谈不上爱情。1个多月来，张竞生密切注视着《晨报副刊》上发表的讨论文章，这天他看报纸，突然眼睛一亮，看到楚崇石女士的一篇文章完全赞同他的观点，并愿引他为同志，共同向封建婚姻讨伐。张竞生当即向她复信，对她的支持表示感谢。楚女士也很快回信，说她从小喜欢革命，在十几岁时，曾与上海的革命党人有来往。

楚女士很快又回了第三封信，更加表示对张竞生的崇拜。信末谈到，她愿和张竞生过情人生活。读到此，张竞生不禁心跳耳热，暗想，自己莫非遇上蔡文姬、班昭、红拂转世？第四封信，楚女士热情邀请张竞生去山西太原她教书的地方，然后去共赏云岗石窟和晋祠等名胜古迹。张竞生极喜旅游，恨不能立即插翅飞到太原，可是，一想到他眼下正全力以赴地撰写和讲授《美的人生观》，就只好放弃了太原之行。由于他急于见到楚女士，便写信邀请她到北平，并寄上自己一张照片。很快，楚女士也寄来自己的玉照。张竞生一看，是一副鉴湖女侠秋瑾的打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