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社会天文学史”，在中国大陆对应的措词是“天文学史的外史研究”———都是听起来陌生别扭的名词。一定要换成大白话来说，就是研究历史上星占、历法与社会、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从科学史研究的背景来看，这种“外史研究”是近一二十年来比较热门的新潮，或者说也是一种学术中的“时尚”。

　　在这一学术的“时尚”潮流中，台湾新竹“清华大学”的黄一农教授，是彼岸最重要的弄潮儿之一。这部《社会天文学史十讲》，以严格的学术文本，传统的文献考据功夫以及现代的天文学方法，研究了中国古代对天象所赋予的星占学意义，揭示了在政治运作中对天象的伪造和利用，而书中对中国古代择日、通书（皇历）等方术的研究，则颇有文化人类学色彩。

　　此书中的绝大部分文章，我早就读到过，有的是从当初发表的学术刊物上读到，有好几篇甚至在发表之前作者就将稿子寄给我看了———因为那时我们经常交流各自的工作。

　　我和本书作者黄一农教授的交往，可以追溯到17年前。1988年，我去巴尔的摩参加国际天文学联合会（IAU）的第20届年会，在那里遇到了也来与会的黄一农。当时他尚未大举进入本书的研究领域，我也刚刚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论文题目也不属于这一领域。不过事后回顾起来，我们当时各自已经做过的工作，其实都给日后进入这一研究领域埋下了伏笔。

　　IAU的年会通常人数众多，过程冗长，要开一个星期，所以会上我们常会见面。记得当时我们有过一次稍具特色的交谈。那天他问我，大陆研究天文学史的有哪些重要学者？我当然先向他历数了诸位成名前辈，像席泽宗院士、薄树人教授（已故）、陈久金教授、陈美东教授等等，还提到了刘金沂先生（已故）等人，他接着问：还有谁呢？我就直言不讳地说，那就要算到我了。当时黄一农也直言不讳地问道：那我怎么没读到多少你的论文呢？我回答说，你马上就会读到的。

　　事实上，当时我刚刚进入我学术论文的高产期，虽然还没有发表很多论文，但是写作冲动频繁，而且充满自信，知道将会有一大批论文次第面世，所以才有上面这样一段问答。我非常喜欢黄一农谈话中的风格，此后我们就成了朋友。不久我们各自都进入了同一个研究领域，海峡两岸的学术文化交流也越来越频密，我们各自都关注着对方的工作。

　　在本书自序中，黄一农自述先前曾立志研究理论物理，从台湾新竹“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后，进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本来是少年盛气万丈雄心，一门心思奔着理论物理前沿去的。没想到这年李政道从中国大陆考试选拔了6名优秀学生进入哥大，恰恰成为黄一农的同班同学。造化弄人，“几位内地同学考出的高分令我梦碎”———因为根据哥大物理系的规定，必须博士资格考入前三名者才可读理论物理。于是黄一农转学天文学，并于1985年顺利获得哥大的博士学位。不久应聘至马萨诸塞州立大学天文系，从事无线电天文学研究（这是台湾的说法，大陆的标准名称是“射电天文学”）。

　　关于上面这段“内地同学考出的高分令我梦碎”的故事，当年在巴尔的摩时黄一农就讲给我听过，看来这是他比较喜欢讲述的往事之一。我想这反映了黄一农的自信。事实上他并未因为理论物理之梦破碎而抱憾太久或放弃学术，甚至可能还有些庆幸——虽然他在书中自谦“让我有幸提早体认自己才气不足的残酷现实”，但是此后当他从天体物理学再次转行进入一系列历史学领域时，成果丰硕，游刃有余，足证他的才气还是非常大的。至于他为何又从天体物理学转向历史，虽然他没有明确谈过具体原因，反正我是特别能够理解的——真是巧得很，我在南京大学天文系读的也是天体物理学专业，但是想来想去觉得这东西总是不如历史好玩，到后来转入科学史研究，不是也混到历史的范畴里去了吗？

　　从1989年开始，黄一农“揭举‘社会天文学’的大旗”，大举进军天文学史的外史研究领域，从“荧惑守心”等中国古代的特殊天象出发，进行了一系列的个案研究。这些奠基性的重要个案大部分都收入了本书。

　　黄一农的“社会天文学史”研究，极具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