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的历史叙事与记忆主要体现在口头叙事、地方性仪式以及民间的各种地方性文献之中。对于民众而言，记忆所保存的与它所遗忘的一样多，记忆的制约作用和改进作用同样巨大。在民族国家处于政治高度控制的背景下，民间的历史叙事和记忆受到了制约和压抑，民间的记忆与历史基本上处于尘封的状态，无论是民间的社会组织还是民间的叙事声音都被纳入到民族国家的建设秩序，整个国家处于高度一统之中。当民族国家的政治环境相对宽松的时候，各种民间的社会组织和叙事声音则纷纷浮出历史的地表。由于各种民间的利益与需求，民族国家以及现代性的诉求在民间化、地方化过程中，民间都将有可能运用自己的知识体系予以解构，根据民间的需求加以重组。民间在认同现代性以及民族国家的总体诉求的同时，同样也具有分散和消解的作用。

　　另一方面，民间的力量在认同民族国家的现代性诉求的过程中，它们既不断地创造自己的历史，也以民间的、地方性视野叙述着历史事件。因此，在民族国家的总体历史的范围内，民间作为“他者”并非总是被动地接受总体性的叙事，而是不断地以抵抗的、否定的的姿态表达自己对历史的理解。在民间口头历史与民族国家总体历史的相互作用中，在文化变迁和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最后的决定因素是多数人而不是少数人聚集起来的趣味和判断。这些以一个民族对当代历史的创造性记忆里表达出来的各种叙事，总是无数的关注文化变迁的学者与不善言辞的民众合作的产物，总是学者们关于民间的知识与民众结合的成果。当下流传的各种民谣与民间故事，与主流意识形态总是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其背后支配的是民间意识形态。在关于具体的历史事件的叙述中，民间的意识形态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态度受到民众的审美趣味与价值判断的支配，对主流意识形态或认同、或消解。民间的各种叙事实际上表达了对民族国家与民族主义形成之间形成共谋的线性历史的颠覆。在这一共谋所达成的线性历史的暴政中，历史的多样性、复杂性消失了。当我们关注民间叙事的时候，民族国家的封闭性的历史叙事策略被打破，民间的声音被挖掘出来，让人们在主流意识形态的背后，听到了各种被压制的声音。其实，历史的真实并不能为主流意识形态和民间意识形态之间的不同表述所遮蔽，历史并没有象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所说的出现了分叉，[4]分叉的只是受不同的意识形态所支配的叙事，民族国家的总体历史叙事的企图在民间被消解了。历史叙述主体生存的不同背景，他们所表述的对历史的理解也具有非常大的差异。我们所知道的，更多的是处于文化上层的各种历史叙述主体的声音 ，而那些更多的沉积在历史底层、一向视为沉默的人们的声音却从来没有被重视。

　　对于“五四”以来的现代性叙事中“民间”概念之反思，需要我们运用自己的理性批判固有的偏见，目的不仅仅在于批判启蒙思想的霸权对民间文化、地方文化、边缘文化的压制与排斥，更在于倡导一种文化自觉意识，使不同的文化形态在文化世界的秩序中获得各自的生存空间。我们认为，关注民间的、边缘的或者地方性叙事，既是对历史和当下文化的一种实证态度，也是关注主流的声音之外的民间的、边缘的、地方性的叙事。这些在现代性叙事中作为“他者”而存在的文化，并没有因为现代性的压制和排斥而消亡，现代性的同质性与民间（地方性、边缘）文化的差异性同步发展。实际上，现代性的发展是一种由多元文化构成的体系，文化的发展并不因为总体论和目的论的现代性叙事而失去多元化。而且，就叙事本身而言，在任何情况下，都存在着对历史与现实的多种可能性和多种表述方式，有些表述可能只是以一种主流的姿态出现，代表着占统治地位的文化解释，另外一些则可能是作为主流叙事的对立面而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