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文化的话语建构

　　在闽粤赣三边的崇山峻岭间，生活着被人们称为“客家人”的广大民众。他们几乎操相同的口音，讲述着几乎相同的家族迁徙故事，在族谱上都几乎相同地记载着，在中古的某一个时候，家族的祖先为了躲避战乱，从现在的中原一带往南迁移，经过江西一带，或开基，或继续南奔，东迁福建，千百年来，子孙绵延不绝，播撒广东、福建乃至海外。在漫长的客家迁徙历史中，逐渐形成了广东嘉应州、福建汀州、江西赣州等客家文明中心。自客家入迁闽粤赣地区以后，汉族的文化在族群冲突中处于优势地位，挟政治、经济上的优势，迫使一部分畲族闽东、浙南等地，形成新的聚居区，原住地畲民有相当一部分则同化于当地的汉族或客家之中。[5]客家民系独特的迁徙历史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交融、华南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然而，作为创造历史的主体，客家关于自身历史的叙述却是首先由他人书写，成为他人叙述自身汉民族正统的“他者”。这种尴尬的文化境遇明显地发生在广东的客家人身上，在与周边的粤方言、潮州方言群体的长期历史互动中，其所占空间地理位置随着历史的发展越来越处于政治、经济的劣势。由于客家所处的地域属于边远山区，经济相对落后，所操持的方言与附近的广府方言、潮州方言形成较大区别，政治、经济、文化资源的争夺直接导致了不同的族群利用自身所拥有的文化资源对其他族群进行文化的分类和文化的自我认同，在与周边的其他族群相比，自然而然地处于一种“边缘”的地位。

　　崇祯（1639年）《东莞县志》称客家人为“獠”，[6]乾隆（1754年）《增城县志》的编撰者从自身族群的利益出发，对客家人日益开发和占据当地的土地表达了不满。[7]十九世纪中后期，土客之间的冲突日趋激烈，土客械斗之风不可遏止，在许多发生土客械斗地区的地方志文献中，客家被称为“匪”、“贼”[8]。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促使客家人从文化的一些方面来阐明自身的一些渊源。

　　清嘉庆十三年(公元1808年) ，徐旭曾在惠州丰湖书院讲述客家源流及其语言习俗，学生将其记录成文，刊于《和平徐氏族谱——旭曾丰湖杂记》。徐旭曾讲述的出发点，正是基于长期以来粤省广、惠二属土客之间因生存资源的争夺和文化、语言、习俗之间的差异所造成的冲突这一事实，“博罗、东莞某乡，近因小故，激成土客斗案，经两县会营弹压，由绅士调解始息。院内诸生询余以客者对土者而言，寄庄该地之谓也，吾祖宗以来，世居数百年，何以仍称为客？”他认为：“客人语言，虽与内地各行省小有不同，而其读书之音则甚正。故初离乡井，行经内地，随处都可相通。惟与土人之风俗语言，至今犹未能强而同之。吾客人亦以彼之风俗语言，未能与吾同也，故仍自称为客人。客者对土者而言，土与客之风俗语言不能同，则土自土，客自客，土其所土，客吾所客，恐再阅数百年，亦犹之今日也。”[9]这可以说是客家人自己的宣言书，是客家民系高度自觉的表现。此后不久，镇平（今广东省蕉岭县）黄钊著《石窟一征》──《镇平志稿》，对镇平一带的地理环境、客家的源流、生存状况、教育、信仰、礼俗、岁时制度、语言等均作了较详尽的介绍。嘉应州籍人士温仲和编撰的《嘉应州志》也探讨了客家的源流，“客家多中原衣冠之遗，或避汉末之乱， 或随东晋南宋渡江而来。凡膏腴之地先为土著占据，故客家所居之地多涝瘠，其语音多合中原之音韵。”第一次将客家之名追溯到宋代的“主客”编户制度，指出“唐以前之土著，盖无有存者矣。今所谓土著，既多由汀、赣而来，其语言声音又与相近。主客之名疑始于宋初户口册”。其中关于客家主流为“中原衣冠之遗”的说法对后来的客家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