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随着太平天国运动的风起云涌，人们开始注意客家民系，[10]那么，清咸丰年间波及广东恩平、开平、增城、新宁、鹤山、高明、阳春、新会等地，死伤五、六十万人之众，持续十二年之久的土客大械斗，便使土客学者之间展开了一场关于客家源流的讨论。[11]此后西方学者也开始注意客家问题。[12]

　　由于外界学者对客家文化的隔膜，无意或有意地在出版物中出现伤害客家民系情感的言论，促使海内外学者对客家的源流、民系特征、民俗文化等进行研究。[13]罗香林对前辈学者的研究作了如下总结：（1）、关于客家族派系属及来源问题，有苗蛮别支说、古越族之苗裔说、非与汉族同种说、纯汉族说等；（2）、关于客家方言，未能作一系统全面之论述；（3）、关于客家界说问题，指出学者们对于客家民系自整个汉族分化成形的年代及分布地域的认识多不明确；（4）、关于客家民系特征的理解，多注重血统、语言及自然环境，而甚少涉及客家之固有文化的影响；（5）、关于客家风俗，零星记载的多，而对迷信、仪式、生活、好尚、岁时、礼俗等鲜有详实的民俗志之记录。

　　1933年，罗香林推出了《客家研究导论》，奠定了客家学研究的基础。对客家的源流 、客家民系形成的年代与血缘、分布及自然环境、语言、文教、民系特性等作了全面的研究。其中，关于客家源流问题，提出了三支五期说（三支即永嘉之乱后，汉人南迁，形成三大支派，播迁于洞庭湖流域，鄱阳湖流域及赣江而至今日赣南及闽边诸地，以及今日浙江及福建的北部等地；五期即东晋至隋唐为第一期，唐末黄巢起义促成第二期，宋室南渡，元人入侵，闽赣粤交界的客民流入粤东、粤北为第三期，清初粤赣客家随“湖广填四川”移民浪潮入川，惠、韶、嘉及赣州诸属之客民向粤省广肇诸属迁移，嘉应各属客家向台湾迁移，此为第四期，咸丰六年──同治六年之土客大械斗，客家南入高、雷、钦、廉诸州，远至海南岛崖县、定安等地，为第五期）。该书比较客观地涉及了客家与少数民族的关系，指出客家与畲族之间可能有文化与血缘上的交融。从爱国保族思想、一般信仰与特殊宗教、气骨与体面观念、屋宇与祖坟之建筑、技术与械斗、理学、经训学、史地学、语言文字学、文艺等方面论述客家的文化传统，在此基础上，罗香林认为，兼顾各业、并蓄人才，妇女能力的广泛与地位的提高、好动而且具有野心、富有冒险和进取精神、简朴质直、刚愎自用等代表了客家民系的特征。作者还分析了客家人在太平天国运动、辛亥革命中所起的重要作用。[14]

　　表面看来，客家问题的提出与争论，在其中起重要作用的，似乎是客家与粤、潮等民系互动过程中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其实，无论是客家民系自身的学者，抑或其他民系的学者乃至海外学者对客家民系的文化建构，我们在考察的过程中都应该考虑到西方“种族”概念的引进与客家话语建构之间的密切关系。[15]朱希祖先生指出：“地方之分土客，本古今之通例也，然时移世易，则主客不分，如鱼之相忘江湖焉，广东之客家则异是。”[16]客家人极力与广府人、潮州人相比较、相区分，是由于“自己”的觉醒，然后把“自己”与“他者”区别开来。客家民系自我意识的觉醒，则是建立在共同地域、共同语言、共同的文化认同上，进而产生共同的族群意识，这一建构过程是客家学者与非客家学者共同完成的。中外学者关于客家民系的话语正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从地域、语言、文化、族群性格等方面进行建构，希望创造一个以“客家”为中心的完整的文化形象、文化符号和价值体系，以此形成一个具有“中原文化”渊源，与广府、潮州文化具有同等文化地位的文化相对独立体系。